逃避的反义词是什么词,逃避的反义词是什么词语!

逃避的反义词是什么词,逃避的反义词是什么词语!

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中,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社会中,“逃避主义”这个词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贬义的意味。逃避,意味着人们在真实的世界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当我们提及逃避主义文学时,常常将超市、游乐场、主题公园,甚至风景如画的郊区视为逃避现实的目的地。简而言之,它们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无足轻重,不足挂齿。

之所以会对逃避主义产生质疑,原因很多,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只有当动物认清了它所生存的环境的真实面目后,才能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下来。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无济于事。闭上双眼,严酷的现实并不会从眼前消失。但是,据我所知,在所有生灵中只有人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选择了退却。人类只会闭上自己的双眼,设想自然界可能造成的种种威胁,却不敢睁大双眼,抖擞精神去直面这些威胁。人类在现实面前只会做白日梦,妄图靠幻想靠逃避解决问题。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只有人类才可能拥有的文化。这个文化指的不仅仅是后天习得的习惯,工具的制造与使用,还包括人类全部的思想与信仰、习惯与风俗、技能与人工制品。文化更多地与人们利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来逃避自然的倾向联系在一起。对于人的定义至今为止仍然争论不休,就此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人是一种天生就讨厌接受现实的动物。人不仅屈从于环境、适应于环境,这是所有动物的共性;而且,人还会按照事先所设想的方案去改造自然。也就是说,在人类改造自然之前,人类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也就是说他仿佛“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实际上当时并不存在,这就是想像,而想像是人类文化的基石。

现实与真实

“现实”与“真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哲学家们对此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但是普通的老百姓却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如地运用“现实”、“真实”以及它们的反义词“幻想”、“不真实”等字眼。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老百姓的谈话,我们可以从中发到随着环境的改变,“真实”一词的含义也在随之改变,有时这种变化相当明显“真实”一词的基本含义来自于动物的生活方式。真实,意味着动物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竭尽所能去应对外界的压力以及自身的本性,摆脱令人烦恼的幻想和渴望。人类若是接近自然,控制想像,抛弃过于沉重的文化包袱,是可以实现这种生存状态的。自然本身是真实的。当凛冽的寒风在耳旁呼啸而过,不期而至的阵雨从天而降,人们的身体由于接触到常春藤而引发了皮疹时,对人类而言,这个自然的世界毫无疑问就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由此,又引申出真实的另一层含义:真实指的就是自然的影响力。它不仅仅指自然本身;还意味着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自然作用于个体或群体,让人类偶尔或者长期处在自然的压力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是人类难以驾驭的,它无视特定个体或特定群体的需求与愿望。在现实面前,人类本性的软弱一览无余,人类只得屈服并适应于环境的压力,并从人类创造的地方模式或秩序中寻求安慰,而人类早就熟习了这种模式或秩序。“地方模式或秩序”又道出了真实的另外一层含义:真实是一个彻底人文化的小世界。真实远离冲击或影响,它为人们所熟悉,是可以预测和培育的,是囊括一切的。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是属于家的,这种附属关系的形成是与人类在文化中所习得的大量的思维习惯与行为习惯紧密联系的。这些习惯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融进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它们像是原本就存在似的,是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离开家家或熟悉的地方,即使是自愿的或短时间的离开,也让人感觉那其实是一种逃避。逗留在虚幻的世界中,少了些压力,少了些束缚,因而也少了些真实。

上述的讨论是否把所有关于真实的定义都概括进去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为求尽善尽美,至少还有一层意思需要加以补充,但这层意思与上述关于真实的含义正好相反,这让人多少感到有些不安。在这层意思里,日常生活充满了纷繁琐碎的细节,缺乏确定性与完整性――那种状态就像是在一个没有头绪的梦中,发生的一幕幕都是那么扭曲和变形,没完没了——而这应该是不真实的。真实,应该意味着叙述清晰的事件,清楚的图像,精确限定的建筑空间,神圣的宗教仪式。所有这些都能使自我价值得到提升——活力四射的感觉充溢全部身心。

地球

地球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家园我们向往到月球或到更遥远星球去旅行,这些愿望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挥之不去。或许有朝一日,这些愿望真的能够实现。然而,毕竟这些愿望被人们赋予了一层幻想的光环。真实的生活是在地球上,我们生长在这里,这里是我们的根。地理学家在研究地球时,将它视为人类的栖息地或人类的家园。有趣的是,他们的研究表明,地球并非人类理想的家园。因此,在各种文化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梦想——梦想飞入云霄,梦想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建立一个完美的天堂。谈到地球,大多数人想到的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人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倘若人们在某一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无论这个地方在何处,他们都会将之视为家园。然而,情况又不总是如此,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什么传说了,也就不会发生所谓的人类故事了。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认为的那样,人类将会像其他动物那样“融入”自然界。正是人类长久以来自强不息的行动才有了人类故事的发生。过去如此,今后还将继续如此。出于种种原因,人类对其所生存的地方从来不会感到满意,因而,人类常常要迁徙,寻找更加满意的所在;如果不迁移,人类就要对现有的生存空间进行改造。迁徙到别处和改造当地的环境构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两大主题。它们既揭示出人类对现状的不满足,也揭示出人类逃避现实的愿望。地理学家的许多论述都是关于这两大主题的,但是他们在绝大多数论述中并没有将“逃避”、“逃避主义”作为指导性的概念进行探讨。那么,现在引入这两个概念,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毫无疑问,这两个概念会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然,重新审视文化,进而重新审视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最终的期望到底是什么。这是继“现实与想像”、“现实与幻想”等传统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学术思想之后的重要概念。

迁徙

很显然,迁徙是一种逃避。当家园的环境开始恶化时,动物便要迁徙到别处。很早以前人类就已经这样做了。现在看来,由于人类学会了某些特定的重要的文化符号(最重要的就当属语言这个文化符号了),所以人类能在迁徙中更好地以复杂的方式来应对环境的挑战。有时迁移的路程会很长,为了克服长途跋涉之苦,我们的远祖不但要具备强有力的组织能力,而这种组织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得以实施和加强的;而且他们还要掌握新的技术手段,如航海技术。我猜测,人类的远祖思维活跃,能力超强,既能够展望到哪里会有“更丰美的草场”,还能够设计出到达目的地的最佳方案。一万两千年前,也就是冰河时代末期,人类的足迹踏遍了除冰川和高山之夕外的所有自然环境,从热带到两极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人类的故事大部分日可以叙述为一种迁徙活动。人们通过短距离迁徙,去寻找更好的狩猎场地,寻找更富饶的土地,寻找更好的赚钱机会,或是寻求更好的文化。短距离迁徙很可能是周期性的,环境变了,迁徙的路线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多年来,人类已经习惯于进行这样迂回的迁徙。与此相反,长途迁徙很可能是单向性的且是永久性的。这种迁徙如同恢弘的史诗一般伟大而壮观:因为,人们怀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与渴望而迁徙别处,但结果往往是迁徙后的生活比原来还要艰难得多。在开始冒险迁徙之前,人们必须对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有足够多的了解。那么,他们会了解到什么呢?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别处确实存在着一个更美好的所在,而在这个美好的所在中,是没有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严酷现实?现实真的束缚并压抑了大家,让大家再也无无法忍受,并由此产生了对未来的热望与幻想?由于这些幻想单红纯而富于活力,所以这些幻想看起来已经不再是梦想,已经显得比他们熟悉的世界还要真实?欧洲人涌向新大陆就是这样一首伟大的现代史诗。美国人声称自己的国家是移民之国,而不愿意被称作“逃避者的家园”,但是许多人正是为了逃避旧大陆难以忍受的惨境,满怀着对新大陆的希望才移民到此的。

自然和社会

要想从不安分的状态中释放并摆脱出来,人类不但可以通地理上的迁移来实现,还可以通过过改造自身所在的地理环境来实现。人类试图改变或逃避的环境既可以是社会环会环境、政治环境,也可以是经济环境;既可以是逐渐恶化的城市,也可以是破败的乡村,当然,还可以是自然环境。在讲过述人类故事的时候,我们通常始于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但是,如果追溯到足够久远久远的年代,我们就有必要将自然—一人类尚未未染指的自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地球上首先出现的是沼泽、森林、灌木丛、沙漠,然后……然后是什么?然后就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故事的上演。

世界各地的人们,即使当时没有感受到,但最终也会感受到自然既是家园,也是坟墓;既是伊甸园,也是竞技场;既如母亲般的亲切,也像魔鬼般的可怕;有时会对人类作出回应,有时又冷酷无情。从古至今,人类都对自然抱有可以理解的矛盾态度。文化就体现了这一点;文化弥补了自然界的不足,但是恐怕又会矫枉过正。自然界的主要不足在于它的不可依赖性以及残暴性。人类改造自然,创造出比自然界更加稳定的人造世界,并以此作为与自然相联系的纽带。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类改造自然的故事,可以被理解为是人类为逃避自然的威胁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人类改造自然的故事有很多。早期的先驱们必须与自然作勇敢的搏斗,以此争得一个并不太稳固的生存立足点,因此人类改造自然的故事大多充满了艰辛与困苦。

对于人类居住者而言,自然环境本身看起来既富饶又稳定。热带森林可以满足采集狩猎者全年的适当需求,年复一年,从不改变。然而,一旦人类开始改造森林,就算只是开辟一小块土地来种植作物、建造村庄,森林也会变成一股凶恶的力量,无情地肆虐那块空间,直到将其夷为平地。世界各地的农民都有过这方面痛苦的感受,只是程度或许不如湿润的热带地区的农民深而已。因此,农民通常用多疑的目光审视大自然。当然,他们明白是大自然满足了他们的各种需求,他们也因此对大自然然心存感激。至今在世界各地还存在着人们为了表达对自然界的崇敬之情而设计的仪式与传说故事。但是人类也从其痛苦的经历中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吝啬,大自然常常对人类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果实和生活报以极大的冷漠。

从自然界中开辟出一块空间并不能确保人类从此就高枕无忧了,恰恰相反,它会使人类自身更加脆弱。那么,人类应该怎么办?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自身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人类采取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将人类世界与大自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得大自然不得不对社会的压力与影响作出相应的反应,就像人类会对大自然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一样,虽然这两种反应都很艰难。如果这个方法没有奏效的话,人类就会举行一些仪式来安抚大自然。如果这样做还起不了什么作用,人类就会祈求更高的权威——上帝或是其在地球上的人类化身。人类使尽浑身解数想要控制大自然,但是成效甚微。也许在前来造访的生态学家的眼中某个地方的某些事物是稳定的,因为他所关注的是在一段很长的时期中人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在当地居民看来却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与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以求生存。

阿兹特克人与中国人

现在,假设我们进入比狩猎社会更进步一些的社会中,结果又会如何?与那些与外界隔绝、没有什么工具可用的村民相比,生活在更进步一些的社会里的人们拥有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他们可以借助这些手段和方式开辟范围更广的永久性燎荒地,在上面种植作物、修建纪念碑、创建城市。人类对然界施加外力,众多的人类创造物展现出一幅不可思议的海市蜃楼般的景象,这些难道不会让人类感受到自身伟大的能力与世界的永恒不变?

答案并非总是肯定。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他们已经在非常广的领域达到了高水平的物质成就,但他们仍然感觉到不安全。可怕的火山喷发,天气的反复无常,洪水的无情泛滥,以及湖堤决口等自然现象的不确定性给人类带来的影响,远比人类创造物提供的保护强大得多,可怕得多。此外在阿兹特克文明中,庙宇、神坛这些建筑物本身更加验证了阿兹特克人恐惧与焦虑的心理,而不是他们的自信,因为这些建筑物是用于祭祀的,而祭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企求上苍赐给人类—持续而稳定的大自然环境,而这正显示了人类的渺小与软弱。

我们再来看看更具备自信心的中国文明。中国人借助各种手段、制度(如设立公共谷仓)来规范大自然,在这些方面,阿兹特克文明与中国文明有共同之处。然而,中国文明与阿兹特克文明又有所不同。中国人数千年来不顾残酷的现实而试图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共处的关系。这一点使得中国人称得上是逃避主义者;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努力,没有他们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执著梦想,他们或许早就丧失了乐观与坚韧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乐观与坚韧的心理优势帮助中国人创立了不朽的文明。对于中国的建筑专家们来说,沼泽、森林、山脉这些自然障碍都可以克服,它们是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无须关注或接受那些反复无常的或偶然发生的事件。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的哲人都会持有相同的观点。反复无常的或偶然发生的事件只是令人迷惑的个别现实,它们能够激励一个人去寻找更加全面的世界观。

中国人沉着的性格源自许多方面。真真实实矗立在大地上的建筑成就和工程成就无疑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自汉唐到宋代持续很长时间的太平盛世在人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又更加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自然是井然有序的,这种认知倾向更加促进了中国人性格中的沉着与镇定。以现代宗教教育论者的观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感到安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宇宙是永恒的,宇宙对于人类的祷告是会作出相应的反应的。中国人也遭遇过自然灾害,甚至比阿兹兹特克人遭受的更具有毁灭性,也更加频繁。当灾难突然降临之际而用常规手段又无法解决的时候,统治者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在统治者看来,灾害的出现是由于人类自身道德品格的败坏而遭到的天谴。为了重建秩序,统治者要祭天,统治者会代表自己也代表其子民向上苍赎罪,统治者作为人类的代表,作为上天与人间的惟一调解人,要身先士卒,祭祀上天,重塑自然界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此,统治者被称为天子,而不是地子。无疑,中国的上层文化也像其他所有的上层文化一样,存在着对上天的依附:为的就是逃离大地的束缚。

前现代的欧洲与现代早期的欧洲

在现代西方人看来,逃避自然之无常与凶恶是非常奇怪的想法。他们只有在遭遇狂风骤雨或者暴风雪的时候才选择逃避。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比自然界更加凶险莫测。他们对历史是如此健忘!在关于中世纪至18世纪生活状况的历史文献中随处可见凶恶天气的威力。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黎民百姓身上,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和他们所唱的政治高调,那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气候的反复无常是导致欧洲灾害频仍的直接原因。洪涝与干旱、霜冻与酷热不仅造成作物歉收,还常常给人们带来饥荒,至少是地区性的饥荒。

从关于现代早期欧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即使即使是在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人们也常常遭受饥馑,并因此而丧命。1597年纽卡斯尔的一位市民描述道,那年尽管这个这个港口城市从海外进口了不少粮食,但是“由于缺乏食物,饿殍遍地”。在法国,人们并没有太阳神那里祈求到自然界的稳定,相反,丰年灾年的更替倒更像是一种普遍规律。1661至1662年间,法国大部分地区年景不好,气候恶劣,收成不佳,饥荒随之而来。乞讨者从农村涌向城镇,城镇居民组织民兵驱赶他们。1663年则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这种繁荣持续了十年。然而,从1674年开始,时运又一次“脱节”。1674年夏季降水过多,收成减少。随后几年的情况更糟:1681年农业再次歉收,1684年局部地区再次受灾。1679至1684年,法国大部地区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而1684到1689年则又是好年景,谷物丰收,粮价便宜,人们衣食无忧之后,在1693至1694年,连续两年降水过多,气候偏冷。多数法国人未能逃过此劫,只是受害程度有所不同。贫困的百姓以猫和被丢弃在垃圾堆中的剥了皮的死马充饥;有些人则活活被饿死。

前现代的欧洲以及现代早期的欧洲,自然和社会的不稳定性给穷人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这一点不足为奇。但是人们很难想像这种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那些殷实人家和权贵们的。现实生活中充满着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人们完全有理由选择逃避到幻想出来的完美世界中。伪装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子们最擅长应用的一种手段,他们精心创作了大量的假面。他们用这些假面将自己扮作上帝或圣母,统治着富饶宁静的田园般的天堂。如果说一般的平民靠着自己的头顶上方的屋顶来逃避自然界的凶恶,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统治者们依靠的就远远不只是屋顶了。遵照统治者的命令,艺术家们用艺术的手法在屋顶上描绘出天堂的替代品——宫殿,甚至可能是一个华丽的舞台,那上面有悠悠的浮云飘过,有腾空飞翔的四轮马车,还有肥美的草场以及丰饶的田野。

这种艺术的实质是什么?莎士比亚(Williams Shakespeare)在描写普洛斯比罗(Prospero)的魔法时,对这一点作出了某些暗示。文艺复兴时期有位王子名叫普洛斯比罗,他还是一位魔法师。这里所说的魔法师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跑龙套的演员,而是指学识渊博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能揭示表象之下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因此能够创造出奇幻来。普洛斯比罗拥有了这种魔法,他像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那样是个天才,他独享这种魔法,并将此魔法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我绝对不会把达·芬奇看作是魔法师。在达芬奇之后很久才出现了牛顿(Issac Newton),事实上他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魔法师。然而,达芬奇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云人物与牛顿这样的伟大天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达·芬奇是通过艺术、技术、科技、技能来获取知识的,而这些知识对于创造文艺复兴时期王公们所渴望的天堂替代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牛顿很少去关注这些被世俗利益所困扰的现象。他不会关心达·芬奇热衷的那些学科,如解剖学地质学;他也不会想到要用艺术家或建筑师的方法在地球上建造一个天堂的替代品。他将目光直接对准天堂本身,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也是用抽象的数学来实现的。

物理学对生物学:天堂对地球

众所周知,当代最杰出的数学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列出了17世纪的十二位世纪天才。这十二位天才分别是:培根(Bacon)、哈维(Harvey)开普勒(Kepler)、伽利略(Galileo)、笛卡尔(Descartes)、帕斯卡(Pascal)、哈格汉斯(Huyghens)、波义耳(Boyle)、牛顿(Newton)、洛克(Locke)、斯宾诺沙(Spinoza)和莱布尼茨(Leibniz)。在这十二位天才中:英国人占了多数。怀特海在其中只列出了一位生物学家——哈维。他虽对此感到十分抱歉,但也丝毫不留情面。17世纪的天才们在天体力学与物理学领域展露锋芒,但是在生物学和有机科学领域却表现平平。而人类属于有机界,并且依赖于有机界。当人类已经跨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某些地区,甚至是欧洲的发达地区,人类的无助(即前面我提及的饥荒)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天体的本质却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地球上,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类现象似乎还处于一片混沌状态中;与此相反,天堂却呈现出完美的秩序。宇宙的井然有序赋予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们极大的自信心,就像它一贯赋予教皇自信心一样。在古代,统治者们认为,可以把人们所认识到的宇宙规律运用到人世间。在欧洲步入现代早期的历史进程时,自然哲学家家们有理由希冀那些揭开天堂之谜的精确方法同样会在人世间创造出奇过然而,有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新科学里建立起了完美的理论体系,但并没有能够应用于实际,也就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18世纪农业的发展不仅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如作物轮作);还得益于知识更系统地被运用到实际生产劳动中,而那些知识是在几百年的试验与失败中积累下来的;当时农业的发展还与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的变更有密切的关系。但这些发展却与抽象、机械的天体科学关系不大。

基于这种观察,有人不禁质问:“那么,你想要什么?人们应该密切关注土地与人类生活之间纷繁复杂且相互依赖的关系,关注发生在我们脚下和眼前的事情,而不只是关注科学家的实验室,或那些只适用于天体世界和物理学中的分析和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农业所面临的挑战。换句话说,为了更好地生活,人们必须脚踏实地,而不是逃避。”

这种感性的回答存在着自身的问题。据我们所知,逃避主义被认为走的是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它会产生一种空前的控制力,并作用在有机体上,而不只是形成形成对宇宙天体的预测能力。这道路分为两支:一支继承承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敬业精神,这种继承是在普通化学和土壤化学研究领域中实现的,土壤化学的研究成果直接导致有机肥料的产生,这使得作物获得了令人瞩目的高产;另一支也继承了这两种精神,但是这种继承是在遗传学以及科学培育植物和动物新品种的研究过程中实现的,培育植物和动物新品种越来越富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在绿色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随后就有了遗传工程学的诞生。与此同时,人类意识中出于理论分析的偏好又创造出动力和灵活性不断增加的农业机械;也许还发展出先进的农业组织策略与营销策略。拥有了这些伟大的发现与发明,一个国家就会兴旺发达起来。21世纪后半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致富不再是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恰恰是人类的先辈们一直苦苦追求的。在发达的地区,许多人已经进入了富足的小康社会。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超市的眼花缭乱的水果、蔬菜以及品种繁多的肉食品中挑选自己的口味,并认为理应如此。但是,还是有一个疑问:这种充足的供应是否真实是否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这难道不是普洛斯比罗将魔法棒一挥而制造出来的幻觉?即使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指数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但并不能消除人们心底隐隐的担忧: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迟早会渺视自然与自然的力量,将自己凌驾于万物之上,人类迟早会因自己的狂妄自大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逃向自然

我已经对“逃避自然”作了简洁而全面的解释。虽说在超市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农产品等着顾客挑选,但这种依赖于农田的收成是不确定的,而“逃避自然”使人类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逃避自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好几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分别是人类劳动合作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以及隐藏在这两种力量之下的想像与思维的力量。然而,这几种力量共同作用并创造出来的现实并不一定会让人类满意;相反,现实会让人更加沮丧,更加忙碌。人们便开始再次逃避,这次却是“逃向自然”。

逃向自然,或者说回归自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在这里我提到这一命题,是为了与人类“逃避自然”作对照,虽说人们并没有就“回归自然”达成共识,但是这种情感有几点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其中一点就是这种情感的古老与悠久。在古代苏美尔人造城之初,他们就热切地盼望着能重返纯朴的自然。这种盼望从史诗《吉尔伽美什》(The Epic of Gilgamesh)中可以窥豹一斑。这首史诗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自然人恩基都(Enkidu)一步步受到引诱,投入到美妙的人类文明的怀抱之中。但是,他临终之前惟一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去享受与瞪羚一起快乐腾跃的自由生活了。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那些久居城市的人们会普遍地对自然怀有亲切的向往,正如我们从那些记录详尽的欧洲历史和东亚历史中了解到的那样。不仅仅是这些城市居民有这种逃往自然的情感。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市本身的不自然性并不是产生这种情感的根本原因,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在热带非洲卡塞河流域的勒勒人的生活吧。虽然他们没有建造什么城市,但是他们明白向往自然是何种心情,他们在卡塞河畔的稀树大草原上创建了一些人文景观,但是他们多么想逃离这种人文景观,为了使人文景观中的社会关系,房屋、农地等所有的一切保持井然有序的状态,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因而也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为了寻求解脱,勒勒人定期返回河流对岸那隐秘,凉爽,富饶的热带雨林中,把稀树大草原上刺眼的阳光,难耐的酷暑抛在脑后,不再去想那些永无止境的劳苦工作,以及他们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在他们的眼中,热带雨林是一切美好的源泉,是上帝美;赐予的珍贵礼物。

我还要指出的第三点是:人类回归自然所采取的规模相差很大,规模最小的就是为我们所熟悉的日常活动,如周末到森林露营,这种活动持续时间较短;稍长一点儿的是在乡间生活一段时间;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欧洲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美洲,并永远定居下来,当时,旧大陆好比城市,而新大陆则相当于大自然,事实上,新大陆的定居者中有许多来自于欧洲的乡镇,而非欧洲的大城市。然而,他们逃离了呆板、拥挤的现实世界,选择了新大陆那更为广阔的空间,选择了更为简单的生活方式。

最后一点是:无论是哪种规模的“回归自然”的运动,几乎都不会造成原来家园人口锐减,或是被遗弃,即便是横渡大西洋这样大规模的迁徙也没有造成这种后果,原来的家园,即那些主要城市和大都市,仍然在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们去那里定居,他们与大自然的距离也在一点儿地扩大。

最后这一点提醒我们“逃向自然”是依赖于“逃避自然”的,逃避自然是第一位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先有了人口压力和社会束缚的与日俱增,才有了后来人们逃避愿望的产生。我已经指出,压力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就是我们逃避自然的愿望以及实现这种愿望的能力。之所以说“逃避自然”是第一位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逃往的自然必定已经被人文化了,且被赋予了人类的价值观,因为这种自然是人类愿望的目标所在,而不是一个人们被迫或不高兴进入的一个模糊的“外部”世界。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希望逃向的地方已经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这一迷人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人们经验与历史(或文化)的产物,尽管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是“逃向自然”的确是一项文化事业,是一种被掩饰起来的“逃避自然”。

自然与文化

自然是从文化上来定义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被环境理论学家广为接受。如何从文化上来定义自然?自然如何被人为地构建?这样来定义自然是不是西方世界迄今最近的狂妄的创造发明?这倒未必,因为合情合理地伴随这一观点的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是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提出的。他所提出的自然是广义的自然(Nare)以大写的N打头,他认为那些已被定义的或是可被定义的,或是涉及语言和图像范畴的事物或许只是这个广义自然中的一小部分。在本章,我所使用的自然,是狭义的自然(nature)以小写的n打头。我采用关于自然的狭义的定义意味着什么?哪种文化在影响着我?是学术地理界所特有的文化在影响着我。我所使用的自然之定义是传统地理学家所持有的定义:自然是指地球表层以及地表以上的大气层中没有被人类所影响,或者虽然被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很小的那部分。因此,距今年代越是久远,地球上自然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关于自然,还有另外一种定义:自然是除去人类以及人类创造物之外剩下的那部分分或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自行复原的那部分。

在当今世界,以上关于自然的观点十分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定义看起来并不武断,是对一般类型的人类经验的确切反映,而不是某些特定人群在特定时间的一种虚拟的假想。但是,真的如此吗?我认为是。自然与文化的区别,远不只是学术界的创造,在所有的文明社会中(“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关于自我意识的不断自我认识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要假定一个对立物,这个对立物可以是原始的、粗糙的,也可以是天然的、天赐的),人们对此都有所认识,只不过认识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更普遍的情况是,自然与文化的区别就在面前——即便从字面上看不出来,至少也可以从其潜在的意思中感觉出来——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类总尽其所能建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物质世界,即便这个人造的物质世界充其量只是片粗放的燎荒地,上面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块地皮和几所粗陋的茅舍。我前面提到了非洲的勒勒人,他们对远离女人、远离社会和远离文化的纯自然的欣赏,就如同他们对现代美国男性的欣赏样,有一点儿浪漫,还有一点儿大男子主义。巴布亚新几内亚基米人的居住地与非洲勒勒人相距数千里,他们的物质工具也很简单。他们所说的两极“kore/dusa”基本上等同于我们所说的“自然/文化”,dusa指的是文化的和社会的,而kore指的是“原始的”,是拥有多种生命形式(植物、动物)的热带雨林,因为热带雨林是自己生长的,因此是“天然的”。

狩猎者的情况又是如何?他们靠自然为生,但是并没有从自然界中划分出一块永久的文化空间“自然/文化”不大可能成为他们所使用的词汇,也就是说当他们与各种各样的自然要素进行密切而长期的交往时,他们是不需要用到这样的词汇的。但是,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置身于这些自然要素之中,感觉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自在,所以当这些自然要素被外来者称为原始的或自然的,他们很不以为然。更准确一点儿说,他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中,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的命名、传说故事、仪式和个人的体验。这个熟悉的世界有确定的界限。采集狩猎者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止于何处——在悬崖边或是河边。回超出这个界限之外的世界是一个他们未知的世界,尽管其他民族了解这个未知世界;这个未知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太难界定了,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语言和经验的感知能力。

当前人类学思想普遍想弄清楚“自然/文化”这种二分法到底是18世纪欧洲人的发明,还是普遍适用于人类经验的划分法。这种二分法在西方已不被推崇,因为人们认为它太绝对、太抽象,还因为它几乎总是导致等级的建立,而在这个等级中,出于某种原因,妇女都被列在了最底层,无论妇女被界定为自然还是文化,有人或许会提出一个语言学上的难题来质疑二分法这个过时的论点:欧洲语言术语与非欧洲语言术语,它们在意义上要存在多大程度的一致性或重叠性才能让持非欧洲语言的人们真正地理解欧洲语言术语的意思?现在,我再提供一个理由来证明“自然/文化”这种二分法的提法已经过时了,二者之中的一个已经明显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当今这个时代,文化似乎胜过了自然。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无所不至。广义的自然还包括地球熔融状的内核与遥远的星体,这些是我们人类还没有触及的。但是,人类已经开始探索它们了,也就是说它们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建构之物,1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现代人的生活中文化无处不在,这与采集狩猎者惊人地相似,我前面已经指出,采集狩猎者几乎完全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自然概念的文化世界当中,彼彼此孤立又相互平等,行动时相互制约。但是,仍然存在着广义的自然(Nature),就像采集狩猎者的未知世界一样,这个自然是人类的思想、语言和图像所不能触及的。无论是我们触摸到的还是我们改造过的,无论是我们看到的还是我们想到的,通通被记录在文化这一栏中,而另一栏“自然”中则什么内容也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无处不在。但是,现代社会的男人女人们毫无成就之感,反而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现实只是一个看上去光怪陆离、稀奇古怪、没有丝毫真实感的世界(“世界”world一词来源于wer,wer就是“男人”的意思),即使这个世界正在发挥着作用,并且非常和谐地运转着(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这些地方都被刻上了自己的印迹,披上了个人的色彩,这令人感到很不安;说真的,这也是疯狂的征兆。为了使我们的感觉更加真实、理性与稳定,我们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风)吹打着我的身体……这种感觉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莎士比亚:《如你所愿》2.1.8,Ⅱ);我们甚至有可能借助自然来永远逃避人类思想的影响。

但是这还是不能纠正人们对“自然/文化”、“真实/幻想”意义的曲解,真实就意味着影响这种影响是自然的,不能被同化。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真实的对立面看上去更加真实。真实是文化层面的,文化层面的事物看上去并不像是人造的,它们更加具有精神性或神圣性,因而胜过自然。所以,宇宙之城要比荒野更真实;宏伟的诗篇要比朦胧的感觉更真实一些;宗教仪式要比日常生活更真实一些。宇宙之城诗篇和宗教仪式都含有某种精神的因素,而正是这种精神因素提升了人们对真实的感受,并且让这种感觉更加神圣、更加清晰。我对自然和文化的阐述有着一定明确的启示,因而比起我在自然和文化方面遭遇的令人烦恼的经历要来得更加真实一些。当我经过深思熟虑而文思泉涌的时候,我感到我已经逃向真实。

逃向真实,逃向清晰

在本章开篇部分,我就指出逃避主义具有一定消极的意味,因为从一般的观点看,人们逃避的是真实,逃向的是幻想。人们会这样说:“我厌倦了眼前的飞雪和泥沼,厌倦了工作中的激烈竞争,我想到夏威夷去,去享受那里美丽的海滩与宜人的风光。”夏威夷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天堂的象征,因而它也就变得不真实了,人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来代替去夏威夷,比方说读一本好书;看一场电影;去逛逛有品位且装修精美的购物中心;到迪斯尼乐园去疯狂一把;在纯朴的乡村过上几天清静的日子,打发段美好的时光;到曼哈顿或是巴黎的一流宾馆度过一个浪漫的周末,在其他社会或在其他年代,人们可能逃到说书人的故事世界、集体盛宴、乡村舞会或宗教仪式中。人们逃向的是一种文化,它既不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是稠密的且未发展完善的环境以及处事方式。这种文化展现出足够的清晰度,这种清晰度代表着一种高品质,而这种高品质一般来源于简化的过程。我认为,清晰几乎总是能让人满心欢喜。然而,人们对简单却抱有相当矛盾的态度。例如,如果人们在某地或某事的经历很简单,那么他们当时就会感到厌倦,将之视为一种不再有任何意义的肤浅的幻想而抛到九霄云外,即使当时不这样做,当他们回首此地此景时也会这样做的。人们时不时地逃向这种简单,虽然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但是值得怀疑。然而,如果人们的经历并不是一种简单,而是让他们感觉到清晰,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将这种经历视为真实。已故的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曾经认为逃向一本好书就是逃向真实。参加一次神圣的宗教仪式就相当于参加了一件严肃而真实的事件,这也意味着逃离了生活中的陈腐与混沌的状态,逃向一种更加澄清的生活,并且为生活披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人们普遍认为清晰的事物更具有真实性。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我们将两种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共性的经验世界——学术界与大自然——联系起来并细加考察。社会上普遍认为学术界是象牙塔,这里的潜台词是说学术界的生活不怎么真实。对此,学者们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想要逃离“真实生活”的某些纠缠,只有进行学术研究使得他们更好地与真实相处,而且正是得益于这种与真实的相处之道,使他们的所作所为获得了很大的回报。如何与真实相处?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简化的过程,通过简化可以使事物具备更高的清晰性,并让人产生一种能够把握研究对象的准美学感受。现在再来看看大自然。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可以被视为逃向幻想,远离社会生活的挫折与打击。然而,热爱自然的人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逃向自然就是逃向真实。有一个理由并不适用于学术界,那就是他们认为真实的就是自然的,这种自然性是不受人类活动所扰乱或掩盖的。简单,是学术界与大自然的共性,或许是二者之间惟一的共同点。与学术活动所属的大社会相比,学学术活动本身显然要简单得多。至于大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更为简单的。这里继而又产生出一个新问题:自然比什么更为简单?不管答案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越来越多的人正逐渐转为城市居民)对动植物、土壤、岩石等知之甚少,即使他们居住在都市周围的郊外住宅区或者在乡村还有一处住所,他们对这些事物也还是了解不多。这当中要除去那些为数极少的受过正规和系统教育的自然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对于自然的描绘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和高度的概括性。事实上,由于普通居民既缺乏常识,又缺乏经验,因此他们对自然的描绘要比对社会的描绘更加简单,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对于自然的描写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因而也更加真实。

理想与现实的中介——中间景观

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地方,人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中间景观”,它们处于人造大都市与大自然这两个端点之间,人们将中间景观称作人类栖息地的典范。这些中间景观都是文化的产物:但它们既不花哨,也不目空一切。这种景观使得人类不必进行远距离的迁徙就可以逃避自然界的原始与荒蛮。与大自然和大都市这两个端点相比,中间景观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富有生活的气息,而且更像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一目了然与模糊不清之间的截然对立使大自然和大都市显得都不真实。如果将自然视为美好的景象,将城市视为几何形状的街道与摩天大楼,那么自然与城市在我们眼里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但是一旦自然与城市充斥着一大堆毫无头绪的杂七杂八的事物,那么它们就显得很不成熟。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间景观作为人类理想的栖息地还存在许多问题。问题之一:它并不是惟一的,其数目众多且种类庞杂。有许多种景观可以称得上是中间景观,譬如农田、郊区、花园城市、花园、示范镇,以及强调美好生活的主题公园。它们远离大自然和大都市具有不同的价值。问题之二:无论哪种类型的中间景观都被证明很不稳定,都有可能转化为自然,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不管它有多努力地想保持自己原有的状态,它都将一步步地转化为城市中的人造物,这是很常见的。那么,中间景观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各种各样的中间景观。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中间景观应该是农业用地。直到21世纪,农民仍然占据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口。这些以土地为生的人植根于他们所生存的村庄,在村庄附近的土地上(这个有限的空间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直到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埋在这里。因此,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最不适合用“逃避者”这个称呼。事实上,农民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与大自然是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在那些来访的城市游客的眼中,这些农民本身就是自然,是自然景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农民生活有一种普遍的感知,即他们认为农民的生活“不随时间而变化”,具有永恒不变的属性。这种感知更加强化了农民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一个论点。农村的文化显然具有保守的特性。在农村,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者,他们对奋斗了一生而得到的成就并没有太强的意识,由于他们的能力有限,他们不得不选择是重新确立奋斗的目标还是放弃原来的目标。但是,和其他人一样,只要具备了足够的能力,这些农民就会利用其所掌握的技术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文化是一点儿一点儿地积聚并发展起来的,这种进步是渐进的,因而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18世纪的西欧是个例外,西欧是世界上经济实力强大、政治情况复杂的地区。在当时的西欧,科学知识(广义上来说是指所有有用的知识体系)的应用使得农业在接下来的二百年中取得了一个又—个的成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的心理也因此而惶恐不安起来。“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心理慢慢潜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一直以来,人们从这些领域之中感受更多的是束缚,而不是自由,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有这般感受。人们希望重新获得“生命之重”的感觉,就是那种以自然需求为条件、不存在多大幻想空间的感觉。对家族经营式农场这种传统生活方式的怀旧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愿望。

花园是大自然与大都市之间的又一种中间景观尽管花园词能使人一下子联想到自然,但是花园本身显然是人造的事物。在中国,人们一般都说“建造”一座花园。但是在欧洲,人们却说是在“种植”花园。这种用词方面的差别表明,中国人更易于承认花园的人造物属性。中国的主流思想认为人工技巧代表着文明,这个词并没有什么贬义的意味。但是,在欧洲人看来,人工技巧却含有强烈的贬义意味,这是因为欧洲人从小就深受《圣经》(Bible)的影响,《圣经》中有关人类在堕落之前发生在美仑美奂的伊甸园的故事在他们的心里已根深蒂固,同时他们还受到自然浪漫主义思想的熏陶。在欧洲,人们在房屋四周种植植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食物、药材等,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在中世纪早期,欧洲人将有用的东西与美丽的东西自然地结合到花园中,于是就产生了园艺这门艺术。然而,权贵们所营造的花园却逐渐向着审美学与建筑学的方向发展。从16世纪开始,首先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然后在巴洛克时期的法国,人们建造花园是为了展示无上的权力,展示高超的技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有能力修建出不断变换喷水方式的喷泉,制造出能自由活动的动物偶像,再加上一提到花园,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出剧院一般的魔幻感觉,所有这些为人们营造出一个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它最初建立的意愿相去甚远,而最初建立的意愿是与土壤和人们的生计是息息相关的。

20世纪游乐园的典范是迪斯尼主题公园,它是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凭借现代的高科技,迪斯尼乐园能够制造出奇幻的世界而且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营造的幻境水平要高出很多,迪斯尼乐园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它不再关注今天,而是钟情于神秘莫测的往昔和光辉灿烂的未来。主题公园中还设计了梦幻之园,那里的人物来自于美丽的童话和迪斯尼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想像。还有什么比迪斯尼乐园更符合逃避主义的呢?在中间景观的频谱中,由村庄和田野构成的乡村与迪斯尼乐园分处两端。乡村与自然最为接近;而迪斯尼乐园与自然之间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但是它还是没有转化为城市。精心设计和管理的迪斯尼乐园时常遭到大众的批评与指责,人们认为它是在鼓励孩子们形成不负责任、没有约束的生活态度。这里,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不是一种逃避的机制?若是把文化视为逃避或逃避主义,那么就等于认同那些有过逃避经历的人们所共有的一种心理倾向,即人们在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时或被限制得太多时,就不愿意接受现状。当然,他们所做的各种逃避的努力(无论是纯精神上的,还是已付诸实践的)有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但不管结果如何,对于他们本人或旁人或自然来说都可能是一场灾难。丰富的想像会将人类带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它可能让人类逃往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谎言和骗局、自我的白日梦、疯狂、无法形容的残忍、暴力、破坏,总而言之就是邪恶。

选自《逃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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