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前的谈话初一作文600字以上，餐桌前的谈话600字初一优秀作文

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它不属于我们。

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

——是的，人们会遗忘我们。这是生活，毫无办法。今天我们觉得重要、严肃、后果严重的事情，那么会有它们被人忘记、不再重要的时候。但有趣的是，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它们在一个被视为伟大而重要的、或者平庸而可笑的日子里会是什么样子……也可能这种我们今天赞同的生活，有朝一日会被视为离奇、不快、没有智慧、不够纯洁，谁知道呢，甚至是罪恶的。

安东·契诃夫

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

战后在伊沃托的废墟边上，大白天蹲在一间当做咖啡馆的木棚后面撒尿，然后站着撩起裙子、系上短裤，再回到咖啡馆里去的女人

在影片《长别离》中，与乔治·威尔森跳舞的阿丽达·瓦莉热泪盈眶的面孔

一九九○年夏天，在帕多瓦的一条人行道上交错而过的、双手搭在肩膀上的男人，立刻令人想起三十年前规定孕妇用来制止恶心的酞胺哌啶酮，同时还想起这样讲述的滑稽故事：一个准妈妈在编织新生儿衣物的时候经常吞服酞胺哌啶酮，织一行吞一片。一位吓坏了的女友告诉她，你就不怕你的宝宝生出来没有手臂吗，于是她回答说，是的，我很清楚，可是我不会织袖子呀

在夏洛的一部影片里，走在一个外籍军团前面的克洛德·皮埃普路，一只手举着旗子，另一只手牵着一头母山羊

这位庄重的夫人患了老年性痴呆，像养老院里的其他寄宿者一样，穿着一件紧腰宽下摆的绣花女衫，但是她肩膀上披着一条蓝色的围巾，像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布洛涅林园里那样，高傲地在走廊里来回走个不停，使人想起一个晚上在贝尔纳·皮沃的电视节目中出场的赛莱斯特·阿尔芭蕾

在一个露天剧场的舞台上，关在一个—被几个男人用一些银枪刺穿的——箱子里的女人又活着出来了，因为这是一种称为“一个女人的殉难”的魔术把戏

耷拉在巴勒莫的嘉布道会修士的修道院墙壁上的毛边褴褛的木乃伊

西蒙娜·西涅莱在《泰蕾丝·拉甘》的广告上的面孔

在鲁昂大钟街的一家名为安德烈的商店里，在一个底座上转动的鞋子，周围连续不断地出现同一句话：“穿芭比娃娃的靴子走得快长得好”

罗马终点站的陌生人把他头等包厢的窗帘拉下一半遮住上身，从侧面向对面月台上倚在栏杆上的年轻女旅客摆弄着他的生殖器

在电影院里为洗涤剂做的一个广告里的家伙，他不是洗涤而是轻快地打碎了肮脏的盘子。一个画外音严肃地说着“这不是解决办法！”于是这个家伙失望地注视着观众们，“那什么是解决办法？”

一条铁路旁边的滨海阿雷尼斯海滩，旅馆的客人很像扎皮·马克斯

在科德朗的巴斯德医院的产房里像一只被剥了皮的兔子那样在空中挥舞的新生儿，半个小时后被发现衣着整齐地侧身睡在小床上，一只手露在外面，被单一直拉到肩膀上

与朱丽埃特·格蕾科成婚的演员菲利普·勒迈尔的欢快的侧影

在一幅电视广告里，父亲在报纸后面徒劳地尝试像他的小女儿那样，把一粒糖果悄悄地抛向空中再用嘴接住

一座有一个爬山虎棚架的住宅，在六十年代是一个旅馆，在威尼斯的海滨长廊，90***

八十年代中期，在巴黎的东京宫的一个大厅里，在出发去军营之前由政府部门拍摄的数百张发愣的面孔

在利勒博纳的住宅后面的院子里，建筑在河流上方的盥洗室，粪便混杂在被周围哗哗作响的水流轻轻地带走的纸张里

头几年里所有黄昏的印象，有夏季一个星期天的发亮的水坑，父母死而复生、我们走在难以确定的道路上的梦境

在楼梯上拖着她刚杀死的美国大兵的郝思嘉的印象—一奔跑在亚特兰大的街道上为就要分娩的梅拉妮寻找一个医生

躺在丈夫身边回想着一个男孩第一次拥抱她和她说着“是的，是的，是的”的莫莉·布卢姆的

一九五二年在吕尔的道路上与父母一起被杀害的伊丽莎白·德鲁蒙的

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印象，直至在睡梦里都连续不断的印象有一阵沐浴在只属于它们的阳光里的印象

它们全都会一下子消失，就像半个世纪之前在死去的祖父母、同样已经死去的父母的额头后面的千百万印象那样。一些我们作为小女孩出现在其他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死去的人当中的印象，如同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的小孩子出现在我们的父母和同学旁边一样。有一天我们将会处在孙辈儿女们，以及尚未出生的人们的回忆里。正如性欲一样，记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它使死者与活人、真实的与虚构的人、梦幻与历史相互对应。

无数用来命名事物、人的面孔、行为和情感，安排世界，使人心跳和生殖器润湿的词汇会突然变得毫无用处。

街道和厕所墙上的标语、涂鸦，诗歌和下流故事，标题

既往症，模仿者，作为对象的意识，认识纯理学，为了不每次都查词典而连定义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的术语

别人自然地使用的、我们怀疑有朝一日也能如此的一切表达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势必证明

必须忘却的、正是由于努力拒绝它们才比别的话语更为根深蒂固的可怕语句，你就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婊子

男人们在卧床上说的话，随你把我怎么样，我是你的东西

生存是不渴就饮

二○O一年九月十一日你在做什么？

In illo tempore星期天做弥撒

旧的羊皮衬鞋，大吵大闹，这很珍贵！你是一个小傻瓜！偶然重新听到的、不再使用的表达方式，忽然像一些失落后重新找

到的物品那样珍贵，我们暗想它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像一句座右铭那样永远依附于一些个人身上的话语——在14号国道上的一个确定的地方，因为一个行人说出它们时恰恰有人开车路过，于是在重新路过这里时这些相同的话语不可能不迎面扑来，就像彼得大帝夏宫里埋藏的水柱，有人把脚放在上面就会喷出来

语法的例句，引语，辱骂，歌曲，重新抄写在青少年时代的小本子上的句子

特鲁贝神父在抄袭，抄袭，抄袭

荣誉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幸福的辉煌葬礼

我们的记忆脱离了我们，在多雨天气的一阵微风里

修女的顶点是作为处女活着和作为圣女死去

勘探者把挖掘出来的东西放在保险箱里

这是一个小吉祥物一头有一颗心的小猪/她在市场上买它花了一百个苏/一百个苏在我们当中不算多

我的经历是一次爱情的经历

我们能用一把叉子戳吗？我们能把施米布里克放在孩子们的奶瓶里吗？

(我是最优秀的，谁说我不是最优秀的，你要是快活就笑吧，这很可笑，首府阿雅克肖，像矮子丕平那样说得妙，得救了！约拿从鲸鱼的肚子里出来的时候说，我把我的海豚在水里藏够了，这些好久以来就既不惊人也不滑稽、听过无数遍的双关语，平庸得令人恼火，只能使家庭更为复杂，并且消失在夫妇的破裂之中，但是往往在分离多年之后，又不合时宜地离开以前的家族脱口而出了，其实这就是它仅剩的一切)

我们不大相信从前已经存在的词语，“马斯托克”（福楼拜致路易丝·科雷的信)，“皮翁塞”（乔治·桑致同一个人的信)

一个苏联人学了六个月的拉丁语、英语、俄语之后只知道da svidania,ya tebia lioubliou karacho

什么是结婚？一个已经订婚的笨蛋

我们吃惊的是还有人敢说这些老掉牙的隐喻，樱桃放在蛋糕上

安葬在伊甸园之外的圣母啊

在自行车旁边奔跑成了白忙活然后是白折腾然后一无所有，划时代的表达方式

我们不喜欢男人说的话，爽，干

那些在学校里学习过的人使人感到战胜了世界的复杂性。考试通过了，他们离开家的时候比进来还快

祖父母的、父母的一再重复的烦人话，在他们死后比他们的面孔更加生动，别动女孩子的帽子

使用期限很短的老产品的商标，回忆起来比杜尔索尔牌洗发液，卡尔顿牌巧克力，纳迪牌咖啡等著名商标更加令人陶醉，犹如一种不可能分享的内心回忆

当鹤经过的时候

我青春时代的玛丽安娜

太阳夫人还在我们当中

对一种超验的真理缺乏信仰的世界

一切都将在一秒钟之内消失。从摇篮到临终床上积累起来的全部词汇也会消失。这将是沉默，而且没有一个词可以说明。从张开的嘴巴里什么都说不出来。无论是我还是自我。语言会继续把世界变成词汇。在节日餐桌旁的谈话中，我们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没有面目的、直到消失在遥远一代无名大众里的名字。

这是一张暗褐色的椭圆形照片，贴在一个镶有金边、包着一张有凸凹花纹的透明纸的小册子里。下面写着：现代照相馆，里戴尔，利勒博纳（下塞纳省）。电话80。一个肥胖的婴儿，下嘴唇赌气地向外突出，褐色的头发在头顶形成了一个发卷，半裸地坐在一张雕刻的桌子中央的一个垫子上。多云的背景，桌上的花饰，肚子上掀起的绣花衬衫——婴儿的手遮住了生殖器—从肩上滑到圆滚滚的手臂上的背带，目的在于表现一种爱或者绘画里的一个小天使。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想必都收到了这张照片的复印件，而且马上就想确定这个孩子是哪一边的。在这份家族档案里——日期大约是一九四一年——除了按照小资产者的时尚进行诞生的仪式之外，不可能看到别的东西。

由同一位摄影师签名的另一张照片一—不过小册子的纸张更为普通，金边也不见了一大概是同样用来在家族里分发的，上面是一个大约四岁的小女孩，短发在中间分开、用系有蝴蝶饰带的发夹向后夹住，尽管和善的面孔胖乎乎的，却严肃得像是伤心的样子。左手放在同一张清晰可见的、路易十五时代风格的雕花桌子上。她的衣服看来裹得很紧，带花边的裙子由于肚子凸起而在前面掀了起来，这也许是向偻病的标志（大约是一九四四年)。

另外两张带花边的、很可能是同一年的小照片，拍摄的是同一个女孩子，不过更加瘦小，穿着一件带荷叶边和球形袖子的罩衫。在第一张照片上她调皮地蹲在一个身材魁梧、头发卷成大发卷的女人身边，她们在一件条纹宽大的长袍里挨在一起。在另一张照片上，她举起左面的拳头，右面的拳头被一个穿着浅色外衣、裤腿用夹子夹住的、没精打采的高大男人的手握住了。这两张照片是同一天在一个铺有路石的院子里，在一堵边上长满鲜花的矮墙前面拍摄的。在大家的脑袋上方有一条晾衣服的绳子，一个夹子还夹在上面。

战后的喜庆日子在没完没了的慢得要命的宴会中度过，从无到有地形成了业已开始的时代，似乎是父母在忘记回答我们目光茫然时确定的时代，我们并不存在、永远不会存在的时代，从前的时代。宾客们混杂的声音构成了我们久而久之会相信参加过的集体事件的重要叙述。

他们永远说不够的是一九四二年冬季，严寒、饥饿和球茎甘蓝，口粮和烟票，轰炸

预示着战争的北方的黎明

“溃退”时大路上的自行车和两轮车

被抢劫的店铺

灾民在废墟里搜寻他们的照片和金钱

德国人来了—每个人都明确地定位在什么地方，在某个城市里一一始终彬彬有礼的英国人，无拘无束的美国人，附德法奸，抵抗运动中的邻居，某个女孩在解放时被剃成了光头

勒阿弗尔被夷为平地，片瓦无存，黑市

宣传运动

骑在筋疲力尽的马匹上穿过塞纳河逃向科德贝克的德国兵农妇在有德国人的火车包间里放了一个响屁，并向他们宣布“如果不能跟他们说话就让他们闻闻”

在饥饿和恐惧的共同背景下，一切都按照“我们”和“人们”的方式来讲述。

他们耸着肩膀谈论贝当，当我们没有更合适的人而去找他的时候，他衰老得已经迟钝了。他们模仿在空中旋转的V2飞弹的飞行和轰炸，以在最悲惨的时刻假装深思熟虑来滑稽地

仿效过去的恐惧，我在做什么，以便引人注意。

这是一种充满尸体、暴行和破坏的叙事，是怀着狂喜的心情来记述的，不时地出现的“永远不应该再看到这一切”这句响亮而庄严的话，以及说完后的一段沉默，似乎要否认这种狂喜，犹如在提醒一种隐秘的祈求，对一种享受的悔恨。

然而他们只谈他们见过的、能够在吃饭和喝酒时说得活灵活现的事情。他们没有足够的才华或信念来谈论他们知道但从未见过的事情。所以他们不谈在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上的犹太儿童，在华沙犹太人聚集区里早晨被收集起来的饿殍，也不谈广岛10000度的高温。由此得出的这种印象，以后所有的历史教材、电影纪录片和胶卷都不会使之消失无论焚尸炉还是原子弹，与黑市上的黄油、警报和躲进地窖都不处在同一个时代。

他们通过比较谈起从前的战争，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是在血泊和荣誉中赢得的，是一场使桌边的妇女们怀着敬意聆听的男人的战争。他们谈起贵妇小径和凡尔登战役，中毒气的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钟声。他们为上前线的孩子没有一个回来的村镇命名。他们把泥泞的战壕里的士兵与一九四○年的俘虏进行比较，这些俘虏在五年里既暖和又

安全，头上甚至没有落过炸弹。他们争着说自己是多么英勇和不幸。

他们追溯到自己尚未出生的时代，克里米亚战争，巴黎人吃过老鼠的一八七○年的战争。

在讲述到的从前的时代里，只有战争和饥饿。

结束时他们唱起了《啊，本地产的白葡萄酒》和《巴黎之花》，在震耳欲聋的合唱中，他们吼叫着副歌的词语，蓝一白一红是祖国的色彩。他们伸出手臂笑着，再唱一首德国人不会有的歌曲。

孩子们没有听讲，一旦得到允许就急忙离开餐桌，利用节日期间普遍的宽容去做禁止的游戏，跳到床上头朝下打秋千。但是他们记住了一切。与这个神奇的时代一一他们不会马上去整理它所有的插曲：溃退，逃难，占领时期，登陆，胜利一一相比，他们觉得自己成长的这个无名时代平庸乏味。当必须像波希米亚人那样成群地上路和睡在稻草上的时候，他们惋惜自己当时没有或者刚刚出生。他们对这个没有经历过的时代念念不忘。别人的回忆使他们对这个只差一点没赶上、希望有朝一日能经历的时代暗暗地产生了一种怀旧之情。

这一连串闪光的英雄事迹剩下的只是无声的灰色遗迹：悬崖当中的碉堡、城市里望不到边的石头堆。一些生锈的器具，用扭曲地突出在瓦砾上的废铁做的床架。受灾的商人在废墟边上临时搭成的木棚里安顿下来。被清理出来后丢弃的炸弹在拿来玩耍的男孩肚子上爆炸。报纸上刊登通知，“不要碰弹药！”医生

从孩子们的喉咙里取出细嫩的扁桃体，他们从乙醚的麻醉中吼叫着苏醒过来，然后就迫使他们喝滚烫的牛奶。在一些褪色的广告牌上，占据着大部分画面的戴高乐将军在军帽下面远远地注视着。星期天下午我们玩着小马和猫的游戏。

解放之初的狂热逐渐冷却下来。当时人们只想出门，而世界上也充满了可以立刻满足的欲望。凡是称得上战后第一次出现的东西都使人们趋之若鹜：香蕉，国营彩票机构的彩票，烟火。

从女儿们扶着的祖母到童车里的婴儿，人们都是全区出动，扑向集市日、火炬游行、差点被挤倒践踏的布格里奥纳马戏团。他们在路上形成了祈祷和歌唱的人群，去迎接布洛涅圣母院的雕像，第二天再送出去若于公里。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所有能让他们一起外出的机会都是好的，似乎他们乐意继续过集体生活一样。星期天晚上，卡车带着许多身穿短裤、爬到行李上面唱得震耳欲聋的年轻人从海边回来。狗自由地跑来跑去，在街道当中交尾。

这个时代本身开始被作为美化了的日子来回忆，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我想起美丽的星期天……这一切确实多么遥远遥远”时就感到失落。这一次孩子们遗憾的是自己在经历解放这个时期的时候太小，还没有真正的体验。

然而我们在平静地长大，在不要碰陌生东西的嘱咐和对定量配给、零售的油和糖、在胃里难以消化的玉米面包、烧不着的焦炭的不断叹息中“幸运地来到世上和看到光明”，圣诞节会有巧克力和果酱吗？我们开始带着一块石板和一支活动铅笔，沿着从瓦砾里清理出来、为战后的重建而平整的空地去上学。我们玩着丢手帕、金戒指的游戏，唱着“你好纪尧姆你午饭吃得好吗？”跳轮舞，按着“波希米亚女孩你到处旅行”的节拍打壁球，我们互相挽着手臂丈量课间休息的院子，有节奏地唱着“谁玩捉迷藏”。我们感染了疥疮，身上有虱子，在一条浸过玛丽花的毛巾下窒息。我们穿着外套和围巾依次爬上用光透视结核病的卡车。在一个大厅里，护士身边的桌子上有一个装满燃料酒精的盘子，里面跳动着蓝色的火焰，但厅里依然很冷。我们难为情地笑着，脱得只剩短裤接受第一次体检。我们很快就要穿着一身雪白的服装在街道上列队行进，在第一次过青年节的欢呼声中一直走到赛马场，在那里的天空与湿润的草地之间，在一种庄严和宁静的感觉之中，我们将随着高音喇叭里吼叫的乐曲表演“动作的协调”。

所有的讲话都在说明我们代表着未来。

在聚会用餐时喧哗的嘈杂声中，在极度的争吵和不睦突然出现之前，另一种重要的叙述夹杂在对战争的叙述里，只言片语地传到我们这里，这就是关于出身的叙述。

一些男人和女人突然出现，除了“父亲”、“祖父”、“外祖母”

的血缘关系的身分之外往往没有别的称呼，他们被简化成为一种性格特征，一件滑稽或可悲的逸事，夺去他们生命的西班牙感冒、栓塞或者马蹄的一击—一些没有活到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一群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的人。一门亲族的后代们的身份很难搞清楚，我们要花上好几年才能最终恰当地确定“两边”，把那些与我们有点血缘关系的人与那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人分开。

家庭的叙述和社会的叙述完全是一回事。宾客们的声音限定着青少年的活动范围：田野和农场，依稀记得在那里男人是雇工、女孩子当女仆；工厂里所有的人都会相遇、交往和结婚，小商店里接连不断的是最有野心的人。它们构成了一些除了出生、婚姻和葬礼之外没有个人大事、除了在一个遥远的驻军重镇里当兵之外没有旅行的故事，被严酷和繁重的劳动所占据的生活，饮酒习惯的威胁。学校是一种神秘的背景，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小学教师以他打在手指上的铁戒尺成了严厉的上帝。

所有的声音都在把战争和各种食品配给制以前的贫困和匮乏传给后代，都沉浸在一个远古的黑夜里，它们一一排列着“当时”的一切快乐和痛苦、习俗和知识：

住在一所用踩结实的土筑成的房子里

穿防湿的木底皮面套鞋

玩一个破布做成的玩具娃娃

用木灰洗衣服

在孩子们衬衣上靠近肚脐的地方挂一个装蒜头的小布口袋

来驱虫服从父母并且头上挨巴掌，顶嘴就有好看的了。

他们清点一切不知道的、陌生的和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吃红肉，橙子

有社会保险、家庭补贴和六十五岁有退休金

出去度假

他们回想值得自豪的事情：一九三六年的罢工，人民阵线，从前，工人是不算数的

我们，为了吃餐后点心而变得稳重的小孩子，仍然在听着粗俗的故事，在吃完饭的放松之中，所有的人，都把这些幼小的耳朵忘在一边，不再阻止父母们一一他们正在谈着巴黎、掉到溪水里的姑娘、娼妇和栅栏后面的无赖一一的青春时代的歌曲：《红棕色头发的大个儿》，《郊区的燕子》，《拿在手指里滚动的灰烟丝》，充满崇高的怜悯和激情的抒情歌曲，女歌手闭着眼睛，全身投入地唱得涌上了用毛巾的一角擦去的泪水。轮到我们了，我们有权用《雪山上的星》来打动一桌的人。

一些变成褐色的照片在手里传来传去，背面被所有在其他地方吃饭时也拿过它们的手指弄脏了，咖啡和油脂的混合物融成了一种无法辨别的颜色。在呆板而严肃的新人当中，婚礼的宾客们沿着一堵墙壁站成好几行，我们认不出自己的父母或者任何人了。我在半裸地坐在一个垫子上、生殖器看不清楚的婴儿身上看到的也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属于一个沉默和无法理解的时代的人。

战争结束以后，在喜庆日子里没完没了的餐桌上，在所有的笑声和惊叹声中，我们却要去死，去吧！别人的回忆确定着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

在叙述之外，走路、坐下、说话和笑的样子，在街上打招呼，吃饭的姿势，抓住东西，都从法国和欧洲的乡村深处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着过去的记忆。一种关于照片的无形遗产，除了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一些人的善意与另一些人的恶意之间的差别以外，把家庭成员们、区里的居民和一切被说成是和我们同样的人联结在一起。这是一份习俗汇编，被田野上的童年、车间里的青春造就的姿态的总和，在它们之前还有其他的、直至被遗忘的童年：

吃饭出声并且让人看到食物在张开的嘴里逐渐变化，用一块面包擦嘴唇，把盘子如此仔细地放在水里以至于可以不用洗就放起来，用勺子敲碗底，吃完晚饭就伸懒腰。每天只是洗洗脸，其余要看肮脏程度而定，劳动后洗双手和前臂，夏天的傍晚洗孩子的两腿和膝盖，只有在喜庆日子里才洗涤

用力抓牢东西，把门碰得格格作响，突然做任何事情，例如抓住一只野兔的耳朵，拥吻一次，把一个孩子紧抱在怀里。在点着火把的日子里，进去和出来，移动椅子

走起来晃着手臂迈大步，坐下来陷在椅子里的老太太们，把拳头塞进围裙里面，用一只敏捷的手脱去贴在屁股上的裙子后重新站起来

对于男人，从集市回来时一直用肩膀扛着铁铲、木板、土豆口袋和疲倦的孩子

对于女人，用膝盖和大腿夹住咖啡磨，要开塞的瓶子、血滴在盆里的要杀死的母鸡

在任何场合都训斥般地大声说话，似乎自古以来就必须报复整个世界一样。

语言，一种混杂着方言的不规范的法语，与洪亮有力的声音、罩衫和蓝色工作服里的结实身躯、带小园子的低矮房屋、下午的狗吠和吵架之前的沉默是分不开的。同样，语法规则和正确的法语是与中性的语调和学校女教师白皙的双手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没有恭维和奉承的语言，包含着刺骨的雨水、陡峭的悬崖下灰色的鹅卵石海滩、在体力劳动者的粪便和葡萄酒上倒空的便桶，在传播着信仰和规定：

观察月亮，它调节着出生时刻、韭葱的收割和孩子们做诗的苦差事

不要违反季节的周期去脱掉外套和长袜，在“太早”和“太晚”之间有一个适于做任何事情的时期，一段珍贵的和难以计数的时间，大自然的善意在此刻发挥作用，要根据这个原则让雌兔与雄兔交配，种植生菜。冬季出生的孩子和猫长得不如其他季节好，而三月的太阳使人发狂

把生土豆敷在烧伤的地方或者由一个懂巫术的女邻居来“止火”，用尿治愈一个割破的伤口

尊重面包，在麦粒上有上帝的面孔

像每一种语言一样，它划分等级，谴责懒惰者、品行不端的女人、“色情狂”和卑鄙的家伙，偷偷摸摸的孩子，赞美“有能力的”人，端庄的少女，认可高层人物和硕大的蔬菜，告诫：生活会教训你。它诉说合理的欲望和希望，一份合适的工作，避开恶劣的天气，吃得饱和死在自己的床上

限度，不渴望得到月亮、房屋上面的东西，为拥有的东西感到幸运

害怕出门和陌生人，因为从未离开自己家的人，无论哪个城市都是世界的尽头

自尊和创伤，不是因为是乡下人就比别人笨

但是我们，与父母不同，我们不缺少学校来播种油菜、摇落苹果和捆扎枯枝。校历代替了季节的周期。我们面前的年头是年级，每个年级重叠在另一个年级之上，是十月份开放和七月份关闭的时空。开学时我们用蓝纸包好上一个年级的学生留下的旧书。看着衬页上他们没有被完全擦掉的名字，他们画过着重线的词语，觉得是在接他们的班并且受到他们坚持到底、也就是在一年里学会所有这些东西的鼓励。我们学习莫里斯·罗利纳、让·黎施潘、埃米尔·维尔哈伦、罗斯蒙德·热拉尔的诗歌，一些歌曲，《我美丽的枞树森林之王，是它在星期天穿上了五月的新长袍》。我们在做莫里斯·热纳瓦、拉瓦朗德、埃米尔·莫瑟里、欧内斯特·佩罗松的听写的时候努力做到不犯一个错误。我们背诵规范法语的语法规则。一回到家里，我们想也没想就说起了家乡话，它要求我们思考的不是词语，而只是要说的或者不说的事情，是附在身上，与一记记巴掌、罩衫上的漂白水和整个冬季煮土豆的气味、在便桶里撒尿的声音和父母打鼾联系在一起的语言。

人们的死亡与我们毫不相干。

一个在布满卵石的海滩上穿着深色泳衣的小女孩的黑白照片。背景是一些悬崖。她坐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把结实的双腿笔直地伸在前面，两臂靠在岩石上，闭着眼睛，略微歪着头微笑着。一条粗粗的褐色辫子拉在前面，另一条留在背后。一切都流露出她的愿望：要摆出像《电影世界》的明星们或者防晒霜广告那样的姿势，避开她那个丢脸的、没什么看头的小女孩的身体。更加清晰的大腿，以及两臂的上部，勾勒出一件连衣裙的形状，也表明了这个出门到海边来或者要小住的孩子的特征。海滩是荒僻的。背面写着：一九四九年八月，索特维尔海滨。

她快要九岁了。她是和父亲到一个叔叔和婶婶的家里来度假的，他们都是制作绳子的手艺人。她的母亲呆在伊沃托，开着一家永不关门的咖啡食品杂货店。正是母亲习惯地把她的头发编成两条紧密的辫子，并且用有饰带的弹簧发夹围绕头部固定成花冠的形状。要么是她的父亲或婶婶都不会这样编辫子，要么是她乘母亲不在的机会任凭头发飘散开来的。

很难说她在思考或梦想什么，是怎样考虑解放以来的那些年头的，她毫不费力地回忆起了什么。

也许不再有别的印象了，只有这些还不会从记忆中消失：来到一片废墟的城市和逃跑的发情母狗

复活节开学的第一天，她什么人都不认识

母亲全家去费康旅游，乘坐有木凳的火车，带着戴黑色草帽的祖母和在卵石滩上脱去衣服的表兄弟们，他们光溜溜的屁股

用一块衬衫布为圣诞节做个像木拖鞋那样的针线包

不会笨得和布尔维尔在一起

一些秘密的游戏，用带齿的窗帘环夹住自己的耳垂。

她也许把经历的学校时代、她度过的三个年级看成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课桌和女教师的办公桌、黑板的位置，同学们：

弗朗索瓦丝·想用自己那顶像猫头一样的便帽来扮演小丑，课间休息时曾向她借手帕，在里面擤浓鼻涕，把它卷成球还给她就跑掉了。在整个课间休息时间里，她都为外套口袋里的这块脏手帕感到肮脏和耻辱

艾弗里纳·，她曾在课桌下面把手塞进他的短裤里摸发黏的小卵蛋

F.谁都不和她说话，她被打发到疗养所去了，她在体检时穿着一条男孩的蓝色短衬裤，还沾着粪便，于是全体女孩都盯着她笑从前的夏天已经很遥远了，蓄水池和井因酷热而干涸，全区的人都拿着水罐，成队地登山来到泉边，罗比克在环法自行车赛上赢了—另一个多雨的夏天，她和母亲、婶婶在沃勒雷罗斯海滩上捡贝壳，和她们一起在悬崖上的一个洞口上俯下身去，看到有人正在挖出一个死去的士兵，以便与其他死去的士兵一起安葬到别的地方。

要不就是她像平时那样，更喜欢依据“绿色图书馆”丛书或者《苏泽特的一周》的故事对想象的事物进行各种组合，以及她听着收音机里的爱情歌曲时对未来的梦想。

在她对于政治事件和社会新闻的想法里，大概没有任何像童年景色的组成部分那样后来得到承认的东西，全是知道但不确定的事情，樊尚·奥里奥尔，印度支那战争，世界拳王马塞尔·塞尔当，狂人比埃罗和用砒霜下毒的玛丽·贝斯那德。

只有她想长大的愿望是肯定的。还有这种记忆的缺失：面对一个穿着衬衣坐在一个垫子上的婴儿—处于其他同样有着茶褐色椭圆面孔的婴儿之间——的照片，有人第一次告诉她“这是你”，不得不看着这个像她自己的另一个胖乎乎的、在已经消逝的时代里经历过一段神秘生活的肉体。

法国地域辽阔，是由各个在饮食和说话方式完全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在七月份由环法自行车赛的运动员们走了一遍，我们在用图钉固定在厨房墙上的米其林地图上跟踪着它的各个阶段。大部分生活是在五十来公里这个同样的区域里进行的。当教堂里升起感恩歌《您是我们的女王》胜利的低沉声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里指定了我们居住的地方，城市，还有省份。异国情调在最近的大城市里开始了。世界的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受教育最多或者渴望受最多教育的人报名参加“认识世界”的演讲会。其他人看《读者文摘》、《法国人看世界》。一个在比塞大服兵役、陷人梦幻般晕厥的表兄寄来的明信片。

巴黎代表着美和强大，一个神秘可怕的总体，它的每条出现在报纸上或者被广告引用的街道：巴尔柏斯大道，加桑街，香榭丽舍大街116号的让·米诺尔都在激发着想象力。在这里生活过的、或者仅仅是来此游玩而见过埃菲尔铁塔的人，都会感到骄傲和荣耀。夏天的傍晚，在假期尘土飞扬的漫长白天过去的时候，我们在快车到达时看着那些到别处去以后带着手提箱、巴黎春天的购物袋下车的人，从卢尔德回来的朝圣者。《巴斯克地区的弗拉明戈》，《意大利的山峰》，《墨西哥》等歌曲令人向往，使人想起南方、比利牛斯山脉这些陌生的地区。在日落时有着玫瑰色边缘的云彩里，人们看到了一些印度王宫里的土邦主。我们抱怨父母，“从来不到任何地方去！”他们吃惊地回答“你要到哪里去，你在这里不好吗？”

房屋里的一切都是在战前购买的。锅都发黑和散架了，盆的搪瓷掉了，水壶戳了一个窟窿，用一些小圆片拧进去塞住。外套是修补过的，衬衫领子换过了，星期天穿的衣服是在多乐之日商店里买的。我们不停地长大使母亲们感到绝望，不得不一再用一段布料把连衣裙接长，购买大一号的鞋子，以防一年后就会太小。一切都要经久耐用，文具盒，勒夫朗牌颜料盒，露牌奶油方糕盒。什么都不能扔。便桶用在园子里施肥，街上一匹马经过以后要把收集来的粪便放在花盆里，报纸用来包蔬菜，或者用来放在潮湿的鞋子里吸水，还可以用来擦拭水龙头。

我们的生活里什么都奇缺。物品、画面、娱乐。对自我和世界的解释，限于教理问答书和布里盖神父在封斋期的说教、热纳维埃弗·塔布依的大嗓门说出来的关于明天的最新消息、下午妇女们围着一杯咖啡讲述她们和邻居生活的故事。孩子们曾长期相信圣诞老人和在一朵玫瑰花或一棵白菜里发现的婴儿。

人们以一种规则的动作步行或骑自行车移动，男人们膝盖张开，长裤下面用夹子夹住，妇女们的屁股包在绷紧的裙子里，在平静的街道上划出一些流动的线条。沉默是一切事物的背景，而自行车则衡量着生活的速度。

我们的生活几乎是无法摆脱的困境。它使人发笑。

所有的家庭里都有死去的孩子。突然发生的不可救药的疾病，腹泻、抽搐、白喉。他们的短暂经历在地上的痕迹是一座围有铁栏杆的形如小床的坟墓，一块写有“天堂里的一个天使”的墓碑，人们在悄悄抹去眼泪时出示的一些照片，一些小声的、几乎是平静的对话，吓得活着的孩子以为自己不久也会死去。他们只有在经过了百日咳、麻疹和水痘、腮腺炎和耳炎、每个冬季的支气管炎，逃过了结核病和脑膜炎，到将近十二和十五岁的时候才会得救，人们才会说他们长结实了。眼下他们是脸色苍白、贫血、指甲发白的“战争儿童”，应该吞服鱼肝油和月亮牌驱虫药，大口嚼耶塞尔牌糖衣片，到药店的磅秤上称体重，还把自己裹在围巾里不受一点寒气，为了长大而喝汤，穿着铁制的矫形胸甲站得笔直。开始在四面八方生出来的婴儿都接受了预防接种和监督，每个月都被送到市政府的一个大厅里去称体重。报纸上的标题是每年还有五万婴儿死亡。

先天性白痴并不令人担心。我们害怕的是神秘地一下子降临在正常人身上的疯狂。

一个站在栅栏前一座桥上的小女孩的模糊和磨损的照片。她有一些短发，大腿瘦小、膝盖突出。她把手放在眼睛上遮挡阳光。她笑着。背面写的是吉内特一九三七。在她的坟墓上写的是：一九三八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六岁时去世。这是在索特维尔海滨的海滩上那个女孩的姐姐。

男孩子和女孩子到处都是分开的。男孩子闹哄哄的，没有眼泪，总是准备扔点儿什么东西，小石块、栗子、鞭炮、揉硬的雪球，说粗话，读《人猿泰山》和《爱管闲事的皮皮》。女孩子害怕这些，都被嘱咐不要学他们的样，她们更喜欢平静的游戏，跳轮舞、修房子、金戒指。冬天的每个星期四，她们给旧的纽扣、或者从放在厨房桌子上的《时尚新闻》剪下来的小人像上课。在母亲和学校的鼓舞下，她们成了爱告发的人，“我要把事情说出去！”

成了她们最喜欢的威胁。她们互相用“嘿”来打招呼，手按在嘴，上，交头接耳地倾听和重复一些粗俗的故事，暗暗地嘲笑玛利亚·葛莱蒂的经历，她宁死也不和一个男孩子干她们多么渴望有权利干的事情。她们害怕自己还未受到大人怀疑的放荡行为。她们梦想长出乳房和阴毛，短裤里有一条带血的毛巾。在这之前，她们阅读贝卡西娜的画册和皮埃尔-于勒·斯塔尔的《银冰鞋》，赫克托尔·马洛的《在家里》，她们和全校学生一起到电影院去看能提高精神和勇气、抑制不良想法的《文森特先生》、《大马戏团》和《轨道上的战斗》。但是她们知道现实和未来存在于玛蒂妮·卡洛的影片之中，报刊上的标题《我们俩》、《知心话》和《私生活》预示着令人向往和被禁止的下流行为。

在起重机旋转时断断续续的吱嘎声中，用于重建的家具从地下被挖掘出来。食品配给制结束了，新鲜事物不断产生，但相互的间隔足以使它们都受到喜出望外的欢迎，它们的实用性也被人们在谈话时进行评价和讨论。它们就像在童话里那样突然出现、闻所未闻，无法预料。其中有大家都使用的圆珠笔，盒装洗发膏，桌布软垫和热弗莱克斯牌漆布，百洁布和脱毛霜，吉拉克牌塑料，涤格尔牌涤纶，日光灯，榛子奶油巧克力，脚踏式助动车和叶绿素牙膏。人们对用小袋包装的浓缩咖啡、可米牌压力锅和管装蛋黄酱来赢得时间感到非常惊讶，更喜欢用新鲜产品制成的罐头，感到喝梨的果汁比吃新鲜的梨、吃盒装的小豌豆比园子里的更时尚。食物的“可消化性”，各种维生素和“苗条身材”开始受到重视。我们为那些使数百年的作为和努力荡然无存、开辟了一个据说什么都不用干的时代的种种发明而惊叹。我们贬低它们：指责洗衣机磨损衣服，电视损坏眼睛并使人睡得很晚。我们窥视并且羡慕邻居拥有了这些进步的标志，显示出一种优越的社会地位。在城市里，高大的小伙子骑着伟士牌摩托车围着姑娘们兜圈子。他们骄傲地在座位上坐得笔挺，往往都从中带走一位下巴上系着头巾的姑娘，而她则从后面抱住他们以免掉下来。看到他们在一阵劈啪声中远远地消失在街道尽头，我们真希望一下子长大三岁。

广告以无法抗拒的热情反复强调产品的质量，勒维坦牌家具质量长期担保！仙黛尔牌内衣不松动！勒西优牌油要好三倍！它愉快地歌唱它们，多普、多普、多普，使用多普香波，科尔加特，科尔加特牌牙膏是您牙齿的健康，说着家里有《她》就有幸福的梦想，用路易·玛丽亚诺的嗓音懒懒地唱，这是风雅女人戴的露牌乳罩。当我们在厨房的桌子上做作业的时候，卢森堡电台唱歌般的广告，带来了对未来幸福的确信，使我们感到周围堆满了缺乏的、以后有权利购买的物品。在长大得足以能

擦亲吻牌口红，以及有一个表示高兴的字母J的贝姿华香水之前，我们搜集藏在咖啡盒里的塑料动物，莫尼埃牌巧克力包装里的拉封丹寓言的小画片，在课间休息时进行交换。

我们过早地渴望各种东西，塑料文具盒，橡胶底鞋，金表。拥有它们不会令人失望。我们让别人欣赏它们。它们包含着一种在他们注视和摆弄时不会消失的秘密和魔力。我们把它们翻过来掉过去，在有了它们之后仍然期待着从它们那里得到不知什么东西。

进步是人类的远景。它意味着福利、孩子们的健康、采光好的住宅和明亮的街道、知识、与乡村的所有悲惨事物和战争背道而驰的一切。它在塑料和弗米加里，在抗菌素和社会保险的赔款里，在洗碗槽和排水沟上面的自来水里，在夏令营里，在连续上学和核能里。必须跟上时代，我们争先恐后地说着，以此作为智慧和思想开放的证据。四年级的考试题目要求写关于“电的益处”的文章，或者写出对“某个在你们面前诋毁现代世界的人”的反驳。父母们断言年轻人会知道得比我们多。

实际上，住房的狭窄迫使孩子和父母、兄弟和姐妹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继续在一个盆里盥洗，在外面的小棚子里大小便，在一个冷水桶里洗涤用毛巾布做的卫生巾上的经血。用芥子泥敷剂治疗孩子们的感冒和支气管炎。父母用阿司匹林加掺热糖水的烈酒来治疗他们的流行性感冒。男人大白天在墙根小便，用功读书所带来的疑虑和对爬得高、跌得重的恐惧令人发疯。所

有的嘴里都缺牙。人们说时代对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日常的进程没有变动，而且得到了加强，因为在大量的新事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恢复相同的消遣。春天恢复的是领圣体，青年节和教区露天赈济游艺会，班德马戏团，进行滑稽表演的大象灰色的庞大躯体一下子就堵塞了街道。七月里我们在收音机里听环法自行车赛的广播，把杰米尼亚尼、达里加德和科比的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一个档案夹里。到了秋天，是集市日上的旋转木马和表演节目木棚。我们享受着一年中最大的快乐，在碰碰车撞击金属杆的响声和火花中，大声喊开吧，年轻人！开吧，小赛车！在开彩票的台上总是那个鼻子涂红的小伙子在模仿布尔维尔，一个在寒冷中祖胸露肩的女人在吹嘘和预言着一种酷热的情景，“牧羊女剧场午夜至凌晨两点钟”，未满十六岁者禁止入内。我们在那些敢于到门帘里面去、接着开心地出来的人的面孔上窥视他们看到了什么的迹象。我们在臭水和浓痰的气味中感受着奢侈。

后来，我们到了掀起帐篷门帘的年龄。三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在地板上跳舞，没有乐曲。光线逐渐暗淡，然后又亮了起来：这些女人一动不动，裸露着乳房，面对着稀稀落落地站在市政府广场柏油地上的观众。外面的一个高音喇叭吼叫着达里奥·莫雷诺的一首歌曲：《哎芒波，意大利的芒波》。

宗教是生活的传统范畴，而且调节着时间。报纸上刊登封斋节期间的一些菜单，邮局发行的赠送给顾客的日历上标明了从七旬节主日到复活节的各个阶段。我们在星期五不吃肉。星期天做弥撒始终是个机会，可以换换衬衣，试穿一套服装，戴上一顶帽子，拿上手提包和手套，看别人也被别人看，注视唱诗班里的儿童。对于每个人来说，一种外在的道德标志和对一种命运的信念，都被写在一种独特的语言——拉丁语里。每个星期都念着祈祷书里的相同的祈祷，忍受着相同的宣誓仪式的无聊，扮演着一个证明能使吃小鸡和糕饼、去看一场电影的乐趣得到净化的角色。小学教师和受过教育、行为无可指责的人，什么都不信仰就显得不正常。只有宗教是道德的源泉，赋予人的尊严，否则生活就像狗一样了。教会的戒律胜过其他一切法律，而生活里重要时刻的合法性只有它说了算：“不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的人没有真正结婚”，教理书上这样宣称。只有天主教，其他宗教是谬误或者可笑的。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初领圣体，事先就对一切将要来临的重要事情感到荣耀：戒律、毕业证书或者升入六年级。在被主通道分开的长凳上，穿着深色服装戴着袖章的男孩子和穿着长连衣裙和白面纱的女同学，活像十年后两个两个聚在一起的新人。在祷告时我拒绝魔鬼和永远属于耶稣这个唯一的雷鸣般的声音响过之后，我们以后就不用再领圣体，在经过成为基督教徒的仪式、备了必需的和足够的知识之后，就感到自己被纳入了占统治地位的团体，并且确信死后肯定有某种东西。

人人都懂得区分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善与恶，一切价值在别人看自己的目光里都显而易见。从衣着上能区分小女孩与少女、少女与大姑娘、大姑娘与少妇，母亲与祖母，工人与商人和官员。富人们谈起穿得太好的女店员和女打字员常说“她朝天躺下就交大运了”。

无论是公立的、私立的，学校都一模一样，是默默地传授永恒的知识、秩序和对等级的尊重的地方，绝对的服从：穿一件罩衫，听到钟声就排好队，在不是女学监而是女校长进来时起立，带好规定的练习本、钢笔和铅笔，对一切指责都不顶嘴，冬天不穿外面没有裙子的长裤。提问题的权利只属于老师。如果不明白一个单词或一句解释，那是我们的错误。我们把被一些严格的规则和禁闭所束缚当成一种特权而感到自豪。私立学校里规定要穿的制服成了他们完美的明显标志。

课程一直没有变化。六年级讲《打出来的医生》，五年级讲《司卡班的诡计》、《讼棍》和《穷人》，四年级讲《熙德》等，教材也一样，历史是马雷-伊萨克，地理是德芒戎，英语是卡彭蒂埃一菲亚里普。这一大堆知识被交给少数人，从六年级学习拉丁文到三年级学习《我唯一怨恨的是罗马》，期间经过了夏斯勒的关系式和三角，使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坚信自己的智慧和高尚，而绝大多数人继续做一些正常的和心算的难题，为了考试合格在口试时唱《马赛曲》。有了考试合格证书或者文凭，是一件在刊登获奖名单的报刊上受到赞赏的大事。失败者过早地掂量着因不够资格而引起的内疚，他们不是有能力的人。所有的演说到处都颂扬教育，同时也掩盖着它的精打细算的分配。

直到中级班都和她同桌，后来开始学徒或者报名参加皮吉耶化妆学校的学生，在人行道上与她交错而过的时候，不会想到停下来和她说话；公证人的女儿也一样，她经过一段冬季体育活动回来时发黄的肤色是她的优越地位的标志，出了校门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工作、努力和意志会对一切行为做出评价。在发奖的日子里，我们得到一些颂扬航空的先驱者、将军和殖民者的英雄主义的书籍：梅尔莫兹、勒克莱克、德拉特尔、德塔西尼、里奥泰。日常生活中的勇气也没有被遗忘，应该赞赏一家之主，“这位现代世界的冒险家”（贝玑），“卑微的生活属于无聊和简单的劳动”（魏尔兰），用作文评论乔治·杜阿梅尔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名言，“高乃依的英雄们坚毅的教导”，证明“对家庭的爱怎样导致对祖国的爱”，以及“工作使我们远离三大害处：烦闷、纵欲和饥寒”（伏尔泰）。我们读的是《勇敢者》和《勇敢的灵魂》。为了强化青少年的这种理想，强健他们的体质，使他们远离懒惰和令人消沉的活动（阅读和电影），培养“出色的男孩”和“善良、宁静和灵活的女孩”，所有的家庭被建议把他们的孩子派到“童子军”、“先锋队”、“领路人”和“天主教女童子军”、“十字军”、“法兰克人”和“真诚的同学”去。晚上围着一堆野营篝火狂欢，或者黎明时分在一条小路上，在一面雄赵赵地挥舞着的旗帜后面，按着《尤凯迪、尤凯达》的音调实现着大自然、秩序和道德的奇妙统一。在《天主教生活》和《人道报》的封面上，一些容光焕发的面孔在注视着未来。这是神圣的青春，这些法兰西的儿女，就要接替他们当过抵抗运动战士的长辈，就像一九五四年七月的火车站广场上，当雨水连绵的夏天的白色云彩在暴雨滂沱的天空中翻腾的时候，勒内·科蒂总统面对按学校集合起来的学生在热情洋溢的演说大声说出的那样。

人所共知，在这种理想和明亮的眼睛下面伸展着一片难以摆脱的丑陋领地，包含着一些词汇和物品、形象和行为：未婚母亲，白种女人的性交易，影片《亲爱的卡洛琳》的广告，避孕套，用于“私人保健，严守秘密”，报纸《痊愈》的封面，“女人每月只有三天不会受孕”，爱情的产物，猥亵罪，雅内·玛尔夏尔在一个树林里被罗贝尔·艾弗里用她的乳罩勒死，通奸的女人，女子同性恋的用语，鸡奸者，肉欲，杆悔时不能承认的错误，流产，下流行径，禁书，《这些都因为是在夏维勒树林里》，男女姘居，没完没了。一堆无法命名的——以为只有成年人才知道的一一事物都归结为生殖器及其用途。性是对社会的重要预测，社会上到处都能看到性的迹象：祖露的胸背，窄小的裙子，红指甲油，黑色内衣，比基尼，男女生混校，电影院里的黑暗，公用的盥洗室，人猿泰山的肌肉，跷着二郎腿抽烟的女人，在教室里搔首弄姿等等。评价女孩们的第一个标准，是把她们区分为“有教养的”和“败类”。在教堂门口公布的对本星期影片的“道德评分”只与这个标准有关。

然而我们躲过了监视，去看《玛丽亚娜，不戴面纱的姑娘》、弗朗索瓦丝·阿尔努尔主演的《肉体的疯狂》。我们愿意像女主人公一样，像她们那样有行动的自由。但是在书本、影片和社会的禁令之间伸展着禁止和道德审判的空间，我们没有权利把它们当做一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在被允许结婚做爱之前，手淫的年头就是漫长的了。必须怀着对这种乐趣的渴望来生活，我们以为它是保留给成年人的，尽管尝试过各种娱乐、祈祷，还是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得到满足，同时承受着一个被列为反常者、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婊子的秘密。

《拉鲁斯词典》里这样写道：

手淫：为了人为地激起性的乐趣而采用的各种手段。手淫往往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故，因此必须监管接近青春期的孩子。溴化物，水疗，体操，锻炼，高地疗养，铁剂和砷剂疗法，等等，将会轮流运用。

在床上或厕所里，我们在整个社会的注视下手淫。

小伙子们骄傲地去服兵役，我们觉得他们是英俊的士兵。到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去的晚上，他们到所有的咖啡馆去兜上一圈，庆贺被承认为真正的男子汉的荣耀。在服役之前，他们还是小青年，在劳动和婚姻市场上一钱不值。服役之后，他们就能有个妻子和一些孩子了。他们被批准后穿着在区里闲逛的军服给他们蒙上了爱国的和潜在的牺牲的美。获胜的美国大兵的影子飘荡在他们周围。当我们踮起脚尖拥抱他们的时候，擦到了他们上装的粗呢，它体现着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之间绝对的鸿沟。我们看到他们就体验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感受。

去年配有罗杰·朗扎克的照片的马戏团广告，分发给同学们的第一次领圣体的画像，卢森堡电台的“说唱艺人俱乐部”，看起来一成不变的日子里充满了新的欲望。星期天下午，我们聚集在电视里的通用电器商店的橱窗面前。一些咖啡馆购买了电视机来吸引顾客。在小山腰上盘旋着摩托车场地障碍赛的轨迹，我们看着整天震耳欲聋的摩托车上去和下来。越来越不耐烦的商界喊着新的标语口号：“主动性”、“活力”，动摇着城市的常规。在集市日与露天赈济游艺会之间，促销的“十五天”作为春天的仪式固定下来。在中央的街道上，高音喇叭大叫大嚷地激励人们购买，断断续续地夹杂着安妮·科尔迪和埃迪·康斯坦丁的歌声，一直传到森卡牌汽车或餐厅里。在市政府广场的台子上，一个当地的推销员像电台上那样用罗杰·尼古拉和让·理查德的笑话来使人发笑，为电台听众评选赛或《孤注一掷》再次煽动人们来报名。台上一个角落里坐着戴王冠的“贸易女王”。买卖在节日的气氛中进行。人们谈论着“变样了”或者“不要因循守旧，待在家里会变蠢的”。

一种模糊的欢乐传遍了中级班的年轻人，他们相互组织了一些家庭舞会，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每句话里都要说“太可笑了”，“妙极了”，“他妈的”和“了不得”，好玩地模仿玛丽一香姐儿的音调，玩台式足球游戏，还把父母那一代称为“老态龙钟”。伊维特·霍尔纳，蒂诺·罗西和布尔维尔引起他们的讥笑。我们全都在隐约地寻找着适合我们年龄的典范。我们对吉尔贝特·贝科充满热情，他的音乐会上椅子都挤破了。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只播送乐曲、歌曲和广告的欧洲一台。

在一张黑白照片上，两个少女肩并着肩、互相楼着腰走在一条小路上。背景是一些小灌木和一堵高大的砖墙，上方是有着大朵白云的天空。照片背面写着：一九五五年七月，在圣米歇尔寄宿学校的花园里。

左边那个高大的少女，一头“蓬松”的金色短发，穿着一件浅色的连衣裙和短袜，面孔被阴影遮住了。右边那个褐色的短发卷曲着，胖乎乎的脸上戴着眼镜，隆起的额头上掠过一道亮光，穿着一件深色短袖的羊毛套衫，一条有点子花纹的裙子。两个人都穿着便鞋，褐发女孩鞋里的脚是光着的。她们大概为了拍照而脱掉了上学穿的罩衫。

尽管我们在褐发少女身上认不出那个在海滩上的梳着辫子的小女孩，因为她也完全可能变成金发少女，但不是金发少女、而是她曾是这种以唯一的记忆凝聚在这个身体里的意识，因而能够确定这个女孩的卷发，是来自庄严的领圣体以来成为惯例的五月份的一次烫发，她的裙子是由一条已经太窄的前年夏天的一条连衣裙裁剪而成的，羊毛套衫则是一个女邻居织的。正是由于这个十四岁半的戴眼镜的褐发少女的认识和感觉，这里所写的文字才能恢复悄悄地进入五十年代的某种东西，通过集体的经历来截获投射在个人记忆的屏幕上的反光。

除了便鞋之外，这位少女的外表与当时“流行”的、与我们在时尚的报刊上和大城市的商店里看到的齐腿肚的苏格兰长裙、黑色的羊毛套衫和巨大的椭圆形颈饰，像《罗马假日》里的奥黛丽·赫本那样带流苏的马尾毫无关系。这张照片也可以摄于四十年代末期或六十年代初期。在后来出生的所有人看来，它只是过去的，属于它自己的、一切先前的罪恶都在消除的史前史。不过，这道从一个侧面照亮女孩面孔的光线和突出的乳房之间的羊毛套衫的阳光，给人的感觉是一年当中六月份的太阳的热量，对于历史学家和当时活着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与任何一个别的年头混淆起来的年头：一九五五年。

她也许没有觉察到把她与班里其他女孩分隔开来的距离，和她们一起拍照是无法想象的。在娱乐、校外时间的利用、总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差距，使她同样远离时髦的姑娘和已经在办公室或车间里工作的少女。要么就是她体会到了这种距离却并未放在心上。

她还从未去过一百四十公里之外的巴黎，也没有去过任何家庭舞会，她没有电唱机。在做作业的时候，她听着收音机里的歌曲，把歌词写在一个本子上，无论走路上课都整天装在脑子里，你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你爱他你对你的情人做了什么使他在雨中哭泣。她不和男孩子说话，却时时刻刻想着他们。她真想有在嘴唇上涂口红、穿长袜和高跟鞋的权利—一短袜使她感到耻辱，她把它们脱在屋外一以便表明她属于少女这一类，可以在街道上被人盯梢了。为此在星期天上午做完弥撒之后，她和两三个同属这个“纯朴”阶层的伙伴在城里“闲逛”，但总是关注不要违反母亲关于钟点的严格规定（我说什么钟点，就是什么钟点，一分钟都不能多)。她对通常的禁止外出的补偿是阅读报刊上的连载小说，《摩加多尔的人们》、《为了无人死去》、《我的表妹拉谢尔》、《要塞》。她总是无法实现的那些想象出来的故事和相会，晚上都归结为被窝里的性欲高潮。她把自己想象成婊子，也欣赏照片上的金发少女，高班的其他少女，她们让她求助于自己涂满松脂的肉体。她真想成为她们那个样子。

在电影院里，她看过《道路》、《还俗者》、《奇异的爱情》、《季风》、《卡迪克斯的美人》，许多影片是禁止她看的，可是她想看一《爱情的果实》、《草地里的麦子》、《夜里的同伴》，等等数量比允许她看的更多。(到城里去，梦想，让自己快乐和等待，一个外省少女可能的概括)

除了直到这个四年级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之外，她对世界还有什么了解，什么大事和社会新闻的痕迹，能使人后来偶然听到提起它们的一句话时说“我记得”？

一九五三年夏天的铁路大罢工

奠边府的陷落

二月里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就在上学之前电台宣布斯大林死了低年级的学生排队到食堂去喝杯孟戴斯·弗朗斯的牛奶

由全体女学生编织的碎片制成的被子寄给皮埃尔神父，他的胡子是一些下流故事的题材

全城的人在市政府接受盛大的牛痘疫苗接种，因为在瓦纳已经有几个人死于天花了

荷兰的洪水她的思想里大概没有最近在阿尔及利亚死于一次伏击的人，全部骚乱中的新情节，她后来只知道它们是在一九五四年的诸圣瞻礼节发生的，而她回想起那一天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窗户旁边，双脚跷在床上，看着对面那家的客人一批批出来到花园里墙后看不见的地方去小便，因而她永远忘不了阿尔及利亚起义的日期和那个诸圣瞻礼节的下午，她对此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一种单纯的行为，一个蹲在草地上和系着裙子重新站起来的少妇。

在这种不该有的记忆里，有些事情想起来不可思议、感到羞耻或疯狂，其中有：在她母亲继承的、她死去三年的祖母的一条床单上有一块褐色的污迹，一块擦不掉的污迹，它就像现在的污迹一样既吸引她又使她极为厌恶。

六年级入学考试前的星期天，她的父母大吵大闹，父亲要把母亲拖到地窖里放着弯刀的包装箱旁边杀掉

她每天都会想起这件事情，两年前一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在通向学校的街道上，她在斜坡前面经过时看到了一个穿着短外套的小女孩把一只脚伸到充满水的黏土里消遣。第二天脚印还在那里，一直保留了好几个月。

暑假将是一段百无聊赖的漫长期限，为了打发日子而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有：

倾听环法自行车赛的行程，把获胜者的照片贴在一个专用的本子里

记下在街上交错而过的汽车牌照号码上的省的序号

阅读当地报纸上她看不到的影片、她读不到的书的简介

刺绣一个毛巾架

去掉一些粉刺和擦“珍贵水源”或者柠檬片

到城里去买洗发膏和一本小拉鲁斯词典，垂着眼睛经过小伙子们在玩电动弹子的咖啡馆

未来远大得使她无法想象，它总会来的，就是这么回事。当她听到幼儿班的小女孩在课间休息的院子里唱《我们去采玫瑰花不要让它凋谢》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久以前也是孩子。

五十年代中期，家里人吃饭的时候，年轻人呆在桌边，听着大人谈话并不插嘴，对那些他们不感到好笑的笑话、赞同的关于他们身体发育的意见、会使他们脸红的隐晦的放荡语言也礼貌地微笑着，只限于回答慎重地提出的与他们的学习有关的问题，还没有感到准备好有充分的权利参与大家的谈话，哪怕吃餐后点心时允许享用的葡萄酒、饮料和黄烟丝香烟为他们加入成人圈子开了个头。我们感受着宴席上同桌人的温馨，社会评价惯有的冷酷减轻了，变成了温和的彬彬有礼，而去年气得要死的人在和解后也互相交换蛋黄酱碗了。我们觉得有点无聊，不过还没有到宁可第二天去上数学课的程度。

对正在品尝的、令人回想起在其他场合吃过的相同菜肴进行评论，对它们最佳的制作方式提供各种建议之后，宾客们讨论着飞碟、人造卫星和从美国人到俄罗斯人谁会先登上月球的现实，皮埃尔神父的急救所，昂贵的生活。战争归根结底又摆到了桌面上。他们逃难，轰炸，战后的食品配给制，迷恋爵士乐的青年，高尔夫球裤。那是我们出生和幼年时的传奇故事，我们怀着一种难以表达的思乡之情倾听着，与我们热情地背诵抄在一个私人的诗歌本上的《你记得吧，巴尔巴拉》的心情一样。但是在各种声音的语调中是有距离的。某种东西已经随着见过两次大战的祖父母的去世、孩子的成长、城市完成重建、进步和个性化的家具而一去不返了。对占领时期缺吃少穿和农村童年的回忆汇合在一种已经结束的过去之中。人们对于生活得更好具有无比坚定的信念。

如此遥远、如此充满异国情调一—按照地理指南上的说法，是“两个分别挂在一根扁担两头的大米口袋”一的印度支那已经不再成为问题，而是适度地消失在对奠边府的怀念之中，只有一些手头没有职业的脾气暴躁的人、志愿入伍的人曾在那里战斗。那是一场现在的人们从未有过的冲突。他们也不想用没有人确切知道怎样开始的阿尔及利亚骚乱来破坏气氛。但是他们全都同意，拥有初中毕业证书的我们同样如此，阿尔及利亚及其三个省就是法兰西，作为非洲的一大部分，我们的占领在地图册上覆盖了一半大陆。叛乱必须镇压，清除“费拉加的巢穴”，在背着床下用的小地毯贩卖的皮肤晒黑然而可亲的、我的朋友北非先生的面孔上，我们看到了这些利索的刽子手背叛的身影。在习惯地嘲笑阿拉伯人和他们所说的妓女哈巴娜把你的鼻子放进咖啡壶里你看看热不热的时候，要加上对他们的野蛮的确信。所以应征的士兵和被重新征召的后备兵被派去恢复秩序，尽管普遍的看法是失去一个应该结婚的二十岁的小伙子是父母的不幸，他的照片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说明是“中了埋伏”。这是一些个人的悲剧，一些糊里糊涂的死者。那里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战士和战斗。我们感觉不到这是战争。下一场战争将来自东方，像在布达佩斯那样用俄国的坦克来摧毁自由世界，而像一九四○年那样上路是没有用处的，原子弹不会留下任何机会。苏伊士运河已经够我们紧张的了。

谁都不谈论集中营，除非偶然说起某个男人或女人在布痕瓦尔德失去了父母，接着是一阵伤心的沉默。这变成了一种个人的不幸。

在用餐后点心的时候，解放后的爱国歌曲听不到了。父母唱起了《对我谈谈爱情》，老成的年轻人唱《墨西哥》，孩子们唱《我的祖母是牛仔》。我们呢，再像从前那样唱《雪山上的星》就太难为情了。大家一定要我们唱一个，我们声称一首完整的歌也唱不出来，断定布拉桑和布雷尔的歌曲与饭后的快乐不大协调，最好有一些在吃其他饮食和用毛巾角擦眼泪时惯用的歌曲。我们固执地拒绝说明他们无法理解的音乐风格，他们除了解放时学过的fuck you之外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对派特斯和比尔海利的存在一无所知。

可是第二天，在自习室的寂静中，当空虚感笼罩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即使我们否认，以为与我们无关和感到无聊，昨天晚上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置身于慢得要命的学习时代，少数有运气继续学习的年轻人，在定时的上课铃声中，发现恢复了期末考试，对《西拿》和《伊菲革涅亚》的没完没了的讲解，始终没有任何结果的《为弥洛辩护词》的翻译。我们记录作家们关于生活的一些佳句，发现了按照闪光的格言来思考的幸运：生存是不渴就饮。荒诞感和恶心感侵袭着我们。青春期讨厌的肉体遇到了存在主义的“多余的”存在。我们在一个画夹的纸页上贴《上帝创造女人》里的碧姬·芭铎的照片，在课桌上刻詹姆斯·迪恩的起首字母。我们抄写普雷维尔的诗歌，电台上禁止播出的布拉桑的歌曲：《我是一个流氓》和《第一个姑娘》。我们偷偷地阅读《您好忧伤》和《三篇关于性欲理论的随笔》。欲望和禁止的范围变得无边无际。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的可能性渐露端倪。大人们怀疑我们被现代作家变得堕落了，对什么都不再尊重了。

目前，最确定的欲望是拥有一台电唱机，以及至少几张密纹

唱片，一些可以没完没了地独自享受到受不了为止的昂贵物品，或者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把穿带风帽的粗呢大衣、称父母为“老爹老妈”、再见时说ciao的富裕的女中学生归入青年中最开放的一类人之中。

我们渴望爵士乐和美国黑人的圣歌，摇滚乐。一切用英语歌唱的曲子都带有一种神秘的美。Dream，love，heart，一些纯粹的词汇，没有实际用处，却给人以一种来世的感觉。在隐秘的卧室里，我们进行老调重弹的狂欢，这就像一种使人头脑发昏、身体爆炸的毒品，在自己面前打开了另一个充满暴力和爱情的世界——与我们急于有权利参加的家庭舞会混淆在一起了。埃尔维斯·普莱斯利、比尔海利、阿姆斯特朗、派特斯体现着现代性、未来，而他们是为我们年轻人、只是为了我们才歌唱，抛弃了父母的陈旧趣味和乡巴佬的无知，《微笑的故乡》，安德烈·克拉伏和丽娜·雷诺。我们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内行组成的团体。然而《一天的情侣》却使人起鸡皮疙瘩。我们还处在暑假的安静之中，外省各种分明的声音被隔开了，一个去买东西的女人的脚步声，一辆汽车的滑动声，一个焊接车间的捶打声。时光在微不足道的小事、磨磨蹭蹭的活动中耗费：把一年的作业归类，整理一个橱柜，读一部小说而且尽量不要过快地读完。我们在镜子面前打量自己，为头发太长而焦躁地把它们束成马尾。我们窥视着一个不大可能来的同学。吃夜宵的时候，要从我们嘴里套出一些话来，我们剩下一些饭菜就招来了指责：“你要是在战争期间挨饿就不会这么难伺候了”。用来对付使我们骚动不安的欲望的是有限度的克制：“你对生活的要求太多了。”

星期天在做弥撒或看电影之后，少男少女就分成一伙一伙地兜着圈子和不时地相遇，彼此打量和相互攀谈。男孩子模仿老师说着双关语和逗乐的谐音，把自己看成“童男子”，互相打断对方的话，“别谈你的生活，它全是缺口”，“你知道捣菜泥器的副歌吗？压碎了再继续”，“你家里有煤气，去煮一个鸡蛋吧。”他们好玩地小声说话，使我们听不清楚，然后大声说“手淫得变聋了。”面对一个露出来的肿胀的牙床，他们假装捂住眼睛，喊着“我们在战争期间看到的恐怖够多了。”他们允许自己什么都说，掌握着话语和幽默。他们滔滔不绝地说着下流的故事，唱着《莫尔皮奥尼比斯》。女孩子适度地微笑着。哪怕她们并不一定觉得滑稽，这是男孩子们围着她们打转时奉献出来的一个节目，她们对此感到自豪。多亏他们才使她们丰富了自己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当她们用俚语说上床睡觉，一条裤子等等的时候，就会使她们在其他女孩眼里显得开放。可是我们还在彼此焦虑地询问，将来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能说些什么，而且在赴第一次秘密约会之前，必须得到全班好奇的关注作为支持。

无论是什么时间和摆的是什么姿势，一张黑白照片上把过去与现在分开的距离，也许是根据照射在地面上的阴影之间、在面孔上移动、勾勒出一条连衣裙的皱褶的光线来衡量的。

在这张照片上，一个高大的少女梳着硬翘翘的深色中长发，面孔胖乎乎的，由于阳光的照射而眨着眼睛，歪斜地站着，略微扭着腰肢，以突出为了显瘦而紧裹在笔直地垂到腿肚上的连衣裙里的大腿的曲线。光线掠过她右边的面颊，烘托出在一件有着克罗蒂娜式白色衣领的羊毛套衫下面高耸的胸部。一条手臂被遮住了，另一条下垂着，衣袖卷到手表和宽大的手的上方。与学校花园里那张照片的差别之大令人吃惊。除了面颊和更加发育的乳房的形状之外，什么都不能使人想起那个两年前戴着眼镜的女孩。她在一个面向街道的院子里摆着姿势，站在一个低矮的车库前面，在马虎地修理过的门边，就像人们在乡下和城镇上看到的那样。背景上三棵种在一个斜坡上的树干在天空下显得格外突出。背面写着：一九五七年，伊沃托。

此刻她微笑时大概只想着自己，想着这个固定下来的、她感到自己变成了的新潮少女的形象：

在她卧室的角落里听着西德尼·波切特，艾迪特·皮亚芙和“国际唱片向导”提供的三十三转爵士乐唱机

在一个笔记簿上记下一些说明如何生活的佳句—一在确保它们具有一种真理分量的书本里：只有在享受时意识到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

现在她懂得了自己社会地位的等级—一她家里既没有冰箱，也没有浴室，厕所都在院子里，她也不常去巴黎一，不如她的同班同学。她希望她们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者看在她是“滑稽的”和“使人轻松的”、用俚语说“我的房间”和“我害怕”的分上谅解她。

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要“有一种风度”。她担心的始终是使她眼睛显得小、并且像“专心学习的学生”那样的近视眼镜。当她摘下眼镜的时候，她在街上就一个人也认不出来了。

在她对最遥远的，一业士学位考试之后—一未来的描绘中，她在女性商店的模特身上看到了自己，她的身体，她的风度，纤瘦，披肩的长发，活像《女巫》里的玛丽娜·芙拉迪。她成了某个地方的小学教师，也许在乡村，有一辆自己的车，解放的最高标志，两马力或者四马力，自由和独立。就像在马塞尔·莫洛杰的歌曲《有朝一日你会看到》里那样，在这张照片上伸展着她将遇到的陌生男人的身影，或者像《奇异的爱情》结尾时的米歇尔·摩根和杰拉·菲利普那样投入彼此的怀抱。她确信应该“为他守身”，而且感到已经独自懂得这种乐趣就像犯了一个亵渎崇高爱情的错误。尽管她根据获野久作的方法在一个本子上记下了没有怀孕风险的日期，她只是感觉。性与爱之间是彻底分离的。

业士学位考试之后，她的生活是一架需要攀登的、消失在雾中的楼梯。十六岁时行动和生存所必须的记忆很贫乏，她把童年看成是一种彩色的无声影片，其中出现和混杂着一些画面：坦克和废墟、去世的老人、为母亲节书写和装饰的祝词、贝卡西娜的画册，领圣体的火炬游行，壁球。最近几年，她不想再回忆了，一切都只是愚蠢和耻辱，装扮成杂耍歌舞剧场的舞女，烫着卷发，短袜。

她只能知道从一九五七年这个年头记得的是：费康海滩上的赌场酒吧，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被一对独自在舞池里跳着一曲缓慢而深沉的布鲁斯的夫妇迷住了。女人身材修长，一头金发，穿着一条褶子成阳光辐射形的白色连衣裙。她的父母是不情愿地被她拉去的，正在商量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钱支付各种消费

二月里的一天正上数学课的时候，她由于肠炎发作不得不来到课间休息的院子里的冰冷的厕所里去，她想到了公园里的洛根丁，意识到天堂是空的上帝不回答，她无法形容这种大腿冻得起鸡皮疙瘩、肚子疼得翻转过来的被抛弃的感觉。也无法形容集市日期间，就在照片上的这个院子里，当高音喇叭的巨大声音、乐曲和广告融合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嘈杂从树后传来时侵袭她的感觉。这就像她置身于集市日之外，被从前的某种东西隔开了一样。

她在世界上接收到的信息，大概也是以感觉、想法和画面—没有把它们激发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痕迹——的方式在她身上折射出来的。由此她看到：

欧洲被一道铁幕分成两半，西边是太阳和色彩，东边是阴影、寒冷、雪和有朝一日会越过法国边界、像在布达佩斯那样驻扎在巴黎的苏联坦克，纳吉·伊姆雷和卡达尔的名字纠缠着她，她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它们的音节

阿尔及利亚的大地浸没在阳光和血泊之中，挖好的陷阱周围闪现着穿飘动的呢斗篷的小个子男人，这个画面本身出自三年级的历史书，叙述的是一八三○年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并由一幅画作为插图：《阿卜杜勒·喀德全家被捕》

在欧雷斯山死去的士兵就像《山谷里的睡眠者》，躺在沙地上阳光洒在右面两个红色的伤口上

一张刊登在当地报纸上、一些穿着时髦的法国青年从巴卜瓦德的一座中学里出来时正在争论的照片，极大地动摇了可能赞同镇压叛乱者的各种描述，似乎二十岁的士兵为之死去的事业并不正当。

在她开始撰写的内心日记里没有任何这类东西，她用浪漫和浮夸的词语描写她的厌倦、她对爱情的期待。她写过她应该论述《波里厄克特》，然而她对弗朗索瓦丝·萨冈的“尽管极不道德、却强调真实”的小说更有兴趣。

人们更加坚信有了东西就能过更好的生活。按照各自的财力，他们把煤炉换成了煤气灶，铺着一张油布的木桌换成了一张弗米加牌桌子，四马力的汽车换成了多菲内牌汽车，机械的刮胡刀和铁熨斗被它们对等的电动用品所代替，金属的器皿则被代之以相同的塑料制品。最令人羡慕和最昂贵的物品是汽车，自由的同义词，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控制了世界的距离。学会驾驶和获得驾照被视为一个胜利，就像得到毕业证书那样受到亲朋好友的赞赏。

他们报名参加函授课程学习绘画、英语或柔道、秘书工作。他们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比以前知道得更多。有些人不懂外语也不怕到国外去度假，正如贴在牌照上的F所证实的那样。星期天的海滩上挤满了穿比基尼晒着日光浴、对外界满不在乎的人。坐在卵石滩上或者只是卷起裙子洗脚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人们把胆怯者的和那些不适应集体欢乐的人说成是他有一些情结。人们宣告着“休闲社会”的到来。

然而他们对政治感到恼火，议长每两个月就换人，派出去的年轻人不断地在伏击中被杀。他们要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而不是第二个奠边府。他们投布热德的票，不断地重复着“向何处去”。五月十三日阿尔及尔发生的政变使他们陷于崩溃，为此储存了几公斤糖和几升油来防备内战。为了挽救一切，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他们只相信戴高乐将军。这位一九四○的救星大度地同意重掌国家使他们如释重负一—犹如得到了他的高大身影的庇护，他的身高作为他们不断取笑的对象，就是他的超人状态的明显证据。

我们记得在沦为废墟的城市广告上的一顶军帽下面的干瘦面孔，战前的小胡子，我们没有听过六月十八日的号召，对他像发胖的公证人那样下垂的面颊和乱蓬蓬的眉毛、老人那种不断颤抖的声音感到惊愕和失望。由科龙贝烘托出来的这个人物滑稽地衡量着从童年到今天逝去的时光。我们埋怨正在复习正弦和余弦、拉加尔德和米夏尔德的时候，他就如此迅速地结束了一次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刚开始的革命。

“拥有两个业士学位”—第一个在一年级结束的时候，第二个在下一年一一是智力优越的无可置疑的标志，是对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未来的确信。对大多数人来说，要经历的一系列考试和竞赛没那么重要，他们只是认为“走到这一步很不错”。在《桂和桥》的乐曲声中，我们觉得走向了生活中最美丽的夏天。业士学位考试的成功一下子赋予了一种社会存在，似乎我们没有失去成人大家庭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信任。父母会安排到亲朋好友那里兜一圈，宣布这个光荣的消息。总是有人说笑：“我也一样，我通过了毕业会考，在科德贝克的塞纳河上！”七月份不知不觉地开始像上个月一样，把冗长的时间用于阅读和唱片、练习写诗。幸福感在消退。应该想到在失败的情况下要重新为成功付出代价的时候，暑假会是什么样子。业士学位考试的真正报酬，是要能像《我青春时代的玛丽亚娜》那样体验一次爱情的经历。在这之前，我们调情，悄悄地发现那个每次约会时都接触得更深一些的人，而且应该马上离开，因为我们不能第一次就和一个被女同学们认为是红扑扑的小伙子做爱。

这个夏天或者另一个夏天的距离终于扩大了。最有钱的人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去英国，去蓝色海岸。其他人，夏令营里的辅导员，可以换换空气，发现法国，在背包里放着蛇毒急救盒和点心，带着一打左右叽叽喳喳的小男孩或者缠人的女孩，唱着《花生果转一圈》在道路上来来往往，为自己把开学时的书本费挣出来。他们领到了第一次工资，一个社会保险号码。他们为自己的责任而自豪，临时承担着世俗的与共和国的理想，其“主动教育法”得出了令人高兴的成果。监督排在水龙头前面梳洗的穿着短裤的孩子们，一盘拌牛奶的米饭端上来就会引起阵阵热情喊叫的乱哄哄的餐桌，他们深信是在促成一种正确、和谐和良好秩序的典范。归根结底，这是些使人筋疲力尽和得意非凡的假期。我们肯定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陶醉在一种新的男女生混合制当中，终于远离了父母的目光，穿着牛仔裤，手里拿着一盒高卢牌香烟，两级两级地跳下通向传出家庭舞会乐曲的地窖的台阶，此刻在一种纯粹和暂时的青春感淹没了我们，似乎像影片《她只在一个夏天跳过舞》里那样，我们在假期结束时就要死去了。正是由于这种狂乱的感觉，我们在一曲慢狐步舞曲之后和一位男性——除了在照片上之外从未见过，也许连照片都没看过—来到一张行军床上或者海滩上，由于拒绝张开大腿、在最后一瞬间想起获野久作的日历而把精液射在嘴里。苍白的太阳升了起来，毫无意义。对于我们听到之后马上就想忘记的词语，拿住我的鸡巴，咂我，应该代之以一首情歌的歌词，那是昨天那个早晨那是昨天已经很遥远，以伤感的方式来美化和构成对“第一次”的想象，为一次对不成功的失贞的回忆蒙上忧郁。我们如果没有成功，就买些奶油条酥和糖果，把痛苦隐没在奶油和糖里，或者通过厌食来洗刷自己。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永远不可能再回想起在拥抱一个赤裸的肉体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

耻辱感不断地威胁着少女们。她们穿衣打扮的样子总是被过分窥探：短了，长了，袒胸露肩，窄了，花花绿绿，等等，鞋跟的高度，她们经常来往的人，出门和回家，每个月她们的短衬裤的后档，她们的一切都是整个社会普遍监视的目标。对那些被迫离开家庭怀抱的女孩，它提供“少女之家”，是与小伙子们的大学城分开的大学城，以保护她们免遭男人和罪恶。无论是智慧、学业还是美貌，没有什么比一位少女在性方面的名誉、也就是她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更为重要的了，母亲们，就像她们自己的母亲一样成了看守：如果你在嫁出去之前跟人睡了，就谁也不会再要你了—一言下之意，除非是男性市场上也有一个败类、残废或者病人，要么更糟的是一个离婚者。除了一个做出牺牲的男人会收留她和她的错误的产物之外，未婚母亲一钱不值，毫无希望。

直到结婚为止，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在他人的注视和评头论足下展开的。

然而我们的调情方面走得越来越远，实践着除了医学著作之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描述的行为：口淫，口交，有时是鸡奸。小伙子们嘲笑避孕套，并且拒绝他们父辈的中断式的性交。我们梦想据说在德国销售的避孕药。星期六，戴着白面纱的姑娘依次举行婚礼，六个月以后就分娩出健壮的所谓早产儿。夹在骡子的自由、小伙子们关于处女有害健康的嘲笑与父母和教会的规定之间，我们无法做出选择。禁止堕胎和未婚同居，没有人考虑这要延续到什么时候。集体变化的征兆在生活的特殊环境里是觉察不到的，除非也许是在同时使无数人悄悄地想起“永远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反感和疲惫之中。

夹在一本有凹凸花纹的手册里的黑白集体照上，二十六个少女在院子里一棵栗子树的叶子下面、在房子外壁前面站成三排，墙壁上有小格子图案的窗户完全可以用于一个修道院、一所学校或一家医院。她们全都穿着浅色的罩衫，看起来活像一群护士。

照片下面是手写的记录：圣女贞德中学——鲁昂一一九五八一一一九五九哲学班。没有写上全体学生的名字，似乎在班长拍照的时候，大家肯定都能想得起来。大概不可能设想四十多年之后，老太太们在这张班级照片上盯着这些当年熟悉的面孔，只能看到三排眼光发亮和固定不动的幽灵了。

第一排少女坐在筒形椅子上，双手交叉在膝盖上，两腿笔直地收紧或者弯在椅子下面，只有一个人的腿是交叉的。第二排是站着的，第三排站在一张长凳上，都可以看到她们的腰部。只有六个人把手插在口袋里，当时这是不良教育的标志，证明了中学多半是有产者常去的地方。除了四个人之外，全都带着一丝微笑注视着镜头。她们看到的东西——摄影师，一堵墙？其他学生？一都不在照片上。

第二排左起第三个就是她。从这个重新戴上眼镜，头发用一根缎带向后扎住，还有一绺垂向脖子的少女身上，很难认出刚刚两年前那张照片上摆着挑衅姿势的女孩了。一条微微卷曲的流苏未能缓和她严肃的神态。今年夏天几乎使她丧失童贞的小伙子侵袭了她的全身，正如她偷偷地保存在一个橱柜的书籍之中、沾有血迹的三角裤所证实的那样，但在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迹象。从她的行为和姿态上也看不出来：课后走在街上想再见到他，回到少女之家和哭泣—一对着一个考试题目呆上几个小时也弄不明白—一不停地想着《只有你》，星期六当她回到父母那里就大吃面包、饼干和巧克力。

没有任何迹象可以看出这种她应该努力学习哲学术语的生存重负。为了压抑肉体、吃东西的欲望、不再流出的月经的困扰，她集中精神去做迫切需要的事情。对现实进行思考，使它不再成为现实，而是变成一种抽象的、感觉不到的、默契的事物。几个星期以后，她要停止吃饭，去买新的减肥药，只成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当她在课后走上两边有着集市日木棚的马恩河大道时，乐曲的吼声像灾难一样追随着她。

照片上的二十六个学生并非全都在交谈。每个人只对十来个人说话，不理睬其他的人，别人也不理她。当她们在中学附近交错而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本能地懂得她们应该做的事情，无论是否料想到，都不再微笑，不再来往了。不过，从哲学课到体育课，点名时所有回答“到”的声音，彼此的生理和服装的特色已·经印在大家的意识里，因而班里的每个女孩身上都带有一点其他二十五个人的个性。总而言之，这是负载着一切经常在班里流传的判断和感觉的二十六种版本。与其他人一样，她不会说明人家是怎样看她的，尤其希望不要引人注意，不如属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既不杰出也不机敏的好学生。她不想说她的父母开着一家咖啡杂货店。她为因食品烦恼、不再有月经、不知道什么是文科预备班、穿一件仿麂皮而不是真麂皮的上衣而感到羞愧。她感到非常孤独。她读罗沙蒙德·莱曼的《尘埃》和在当代诗人絮佩维也尔、米洛兹、阿波利奈尔的诗集中能够读到的一切，《我知道我的情人你还爱着我》。如果可能提高自我认识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不是，而是确定在每个年龄、生命的每一年，我们怎样回忆过去，那么给予这个第二排的女孩是什么样的回忆呢？也许她没有别的，只有对去年夏天的回忆，几乎没有画面的回忆，一个不在这里的肉体、一个男人的肉体融进了她的肉体。对于未来她的身上并存着两种打算：1.变成苗条的金发女郎；2.成为自由、自主和对世界有用的人。梦想成为麦琳娜·德蒙吉奥和西蒙娜·德·波伏瓦。

即使应征的士兵继续开往阿尔及利亚，这个时代还是属于希望和意志，属于对大地、海洋和天空里的宏伟规划，属于豪言壮语和盛大葬礼，杰拉·菲利普和加缪。会有法兰西号邮轮，凯乐威汽车与协和飞机，呆到十六岁的学校，文化馆，共同市场以及有朝一日阿尔及利亚的和平。有新法郎，塑料编结的吉祥物，加香料的酸奶，盒装牛奶和半导体收音机。我们第一次能够在无论什么地方听到音乐，在海滨沙滩上自己的脑袋旁边，走在街道上的时候。半导体收音机带来的是一种陌生的乐趣，是能够独自呆着而又不孤独、随意支配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乐趣。

年轻人来了，越来越多。学校缺乏教师，只要满十八岁和有业士证书就能被派到小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去让学生读《雷米和科莱特》。人家让我们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呼啦圈，《伙伴们好，小小年纪就不听话》，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不能选举和做爱，甚至不能提意见。为了有发言权，首先必须证明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典范同化，“进人”教育界、邮政部门或者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在米其林集团、吉列公司，在各种保险公司里：“谋生”。未来就是不断更新的体验的总和，二十四个月的兵役，工作，婚姻，孩子们。人们期待着我们自然地接受这种传承。面对这种规定好了的未来，我们模糊地希望长久地保持年轻。一切关于我们欲望的空话和教海都为时已晚，但是在社会可以用言语表达的东西与我们无法表达的东西之间的鸿沟，在我们看来是正常和无法改变的，这甚至不是某种我们可以思考的东西，而仅仅是每个人在观看《喘不过气》时内心感觉到的东西。

人们实在腻烦了阿尔及利亚，放在巴黎的一些窗户边上的“秘密军队组织”的炸弹，在小克拉马尔的谋杀，醒来时就听到一些陌生的将军为干扰通向和平和“自治”的进程而发动政变的消息。他们形成了关于独立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合法的观念，熟悉了它的领袖们的名字，本·贝拉和费尔哈特·阿巴斯。他们对幸福和平静的渴望，与制定一种正义的原则、一种不久前还不可设想的非殖民化是吻合的。然而对于“阿拉伯人”，人们总是显得极为害怕、冷漠透顶。不仅躲避和漠视他们，而且决不可能在街道上接触他们，因为他们的兄弟正在杀害地中海那边的法国人。而移民劳动者，当他和法国人交错而过的时候，比法国人更快和更清楚地知道自己长着敌人的面孔。他们生活在贫民窟里，戴着锁链或者在一个洞穴的深处千活，他们十月份的示威游行被禁止了，接着是残酷之极的镇压，我们听说甚至其中也许有一百来个人被扔进了塞纳河，这似乎也属于正常状态。（后来，当我们知道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无法说明当时知道的事实，除了记得天气温和、大学快要开学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感受到不知情的苦恼—哪怕国家和报刊为此不惜一切——似乎无知与沉默永远也无法弥补一样。我们只会白费力气，戴高乐的警察在十月份对付阿尔及利亚人的仇恨的弹药，第二年三月份针对“反秘密军队组织”战士的弹药，两者之间不会有相似的关系。沙罗纳地铁站里挂在栅栏上的九具尸体，和塞纳河里的不知多少尸体是不会碰头的。)

没有人问过埃维昂协议是一个胜利还是一个失败，那是轻松和遗忘的开始。我们不再关注后来的事情，那边的阿尔及利亚法侨和当地保安部队的官兵，这里的阿尔及利亚人。我们希望明年夏天到西班牙去，据那些去过的人说东西都那么便宜。

人们习惯了暴力和世界的分裂：东/西，庄稼汉赫鲁晓夫/年轻的总统肯尼迪，佩普纳/唐·卡米洛，基督教学生青年会/共产主义学生联盟，《人道报》《黎明报》，佛朗哥/铁托；在外部的冷战笼罩之下他们感到内心的平静。除了工会关于使暴力规范化的空话之外，他们并不抱怨，他们打定了由国家来照管自己的主意，听着让·诺歇每天晚上在电台上的说教，没有看到罢工成功了。当他们在十月份的全民公决投赞成票的时候，不是出于通过普选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意愿，而是悄悄地希望戴高乐即使不能当到世界末日，也要保住终身总统的地位。

我们，我们在边听半导体收音机边准备学士学位证书的考试。我们去看《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伯格曼，布努埃尔和意大利电影。我们喜欢雷奥·费雷，巴尔巴拉，让·菲拉，莱尼·埃斯库德罗和克洛德·努加诺。我们读《切腹》杂志。我们觉得与那些说不知道希特勒、他们的偶像比我们还要年轻的耶耶音乐歌手，与扎着头发、课间休息时唱歌的女孩子，吼叫着在舞台上翻滚的男孩子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觉得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在他们身边我们显得老了。可能我们也会在戴高乐统治下死去。

然而我们不是成人。性生活仍然是秘密的和初步的，老是担心出“事故”。没有人被认为婚前有过一次性生活。小伙子们以为能通过一些猥亵的隐喻来炫耀他们色情的沉默，只知道在少女身上的那个地方泄欲而性交，她们则出于谨慎而防止他们这样做。童贞靠不住了，性欲是一个解决得不好的问题，少女们在大学城的房间里一连几个小时地议论，任何小伙子都不准进去。她们从书本里获得信息，读《金赛性学报告》以坚信乐趣的合法性。她们面对性器官保持着母亲们的羞愧。总是有一些给男人用的和给女人用的词语，她们不说“爽”和“鸡巴”，什么都不说，除了用一种沙哑的、特有的声音说“阴道”、“阴茎”之外，她们讨厌给性器官起名字。胆子最大的敢于咨询一个计划生育的女顾问，偷偷地给自己来一次性欲高潮，忍痛让人给自己安装一个橡胶阴道隔膜。在梯形教室的长凳上，她们并不怀疑坐在身边的小伙子害怕她们的身体。如果他们用单音节回答她们最纯洁的问题，这不是出于蔑视，而是害怕她们腹部陷阱的错综复杂，归根结底他们更喜欢晚上自己手淫。

在松林里或者在布拉瓦海岸上那种按时的担心没有了，一些日子以来总是洁白的短裤后裆使时间停了下来。必须“让路”—以一种瑞士富人的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一一在一个没有专长的陌生妇女的厨房里，她拿出一根用双耳盖锅煮沸过的探针。读过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书，除了验证有个子宫的不幸之外毫无用处。所以少女们依然像病人那样量自己的体温，计算风险的周期，四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她们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时间里，一种是所有人的时间，有些作文要写，有假期，另一种是变幻莫测、危险、随时可能停止的时间，她们的经血的难以忍受的时间。

在梯形教室里，打着领带的老师通过作家们的传记来解释他们的作品，为了表示尊重活着的人而称安德烈·马尔罗“先生”和尤瑟纳尔“夫人”，而且只让研究一些死去的作家。我们不敢引证弗洛伊德，担心招来嘲笑和得个坏分数，也难得冒险引证巴什拉尔和乔治·普莱的《人类的时间》。我们相信在一篇作文的开头宣布应该“拒绝标签”以及《情感教育》是“第一部现代小说”，是一种伟大的精神独立的表现。在朋友之间，我们赠送一些写有题词的书籍。那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弗吉尼亚·伍尔夫、劳伦斯·杜雷尔的时代。我们发现了“新小说”，布托尔、罗伯一格里耶、索莱尔斯、萨洛特，我们想喜欢它，可是从中没有发现足以支持我们生活下去的东西。我们更喜欢用一些词语和句子概述生活，我们的生活与城市主妇和送货员的生活，但又使我们有别于他们的作品，因为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给自己“提出问题”。我们需要本身包含一些解释世界和自我的原则、把一种道德强加给我们的词语：“异化”及其附属词汇，“恶意”和“内疚”、“内在性”和“超验性”。我们以“真实性”为尺度来评价一切。我们并不担心得罪用同一种眼光看待离婚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父母，我们会加入共产党。在一个咖啡馆里，在烟雾腾腾的嘈杂声中，假象一下子失去了意义，我们感到自己是世界的局外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当日子在三月里变长、穿着冬衣觉得太热的时候——这不仅仅是正在到来的夏天，这就是生活，既无形式也无计划一一我们在走向大学的时候反复地讲，the time is out of joint,life is a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o我们在朋友之间讲述为什么会更喜欢在瓜达拉哈拉的山脉里，在一个睡袋里吃些安眠药自杀。

六十年代中期，在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父母利用大学生在场——周末回来洗衣服一一的机会邀请家庭的其他成员和朋友，一桌的人议论着一个超市的出现和一个都市游泳池的建设，4L型和***mi6型简易汽车。已经买了一台电视的人讨论着部长们和女播音员们的相貌，谈论着在银幕上看到的明星，好像在谈同一层楼的邻居。看过雷蒙·奥里维洒上酒火和胡椒烹调牛排的画面，伊戈尔·巴莱尔的一个医学节目或者“36支蜡烛”，似乎赋予了他们一种高级话语的权利。那些没有买电视的人对齐特罗纳、安娜一玛丽·佩松、在让一克里斯多夫·阿弗蒂的绞肉机里通过的婴儿们都一无所知，面对他们的刻板和冷漠，大家回到了接近的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上，兔子最好的加工方法，当官的好处，服务良好的肉店。他们提到二○○○年，计算他们还可能活到多少岁。他们开心地想象着世纪末的生活，用一粒药丸代替的饭菜，什么都能干的机器人，月球上的房屋。他们很快就不再说了，人人都不在乎知道四十年以后怎样生活，因为即使活着也只有一口气了。

为了称赞我们学业的客人，为了父母，为了口袋里的金钱和要带走的洗净烫平的衣服，我们怀着一种必须牺牲几个小时—一本来能够用来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或斯托埃泽尔的《社会心理学》—一一的感觉，心甘情愿而又笨抽地介入了谈话。我们不由自主地注意各种用调味汁蘸盘子、晃动杯子以融化糖块、尊敬地说起“某个高层人物”的方式，并且一下子从外部感受到家庭的环境犹如一个不再属于我们的封闭世界。萦绕着我们的所有观点，与一切疾病、在月亮升起时栽种的蔬菜、在工厂里受到的惩罚、与这里变化着的一切无关。为此我们不再对他们谈起我们，我们的课程，以免说出任何反驳他们的话，例如表示我们对今后是否会有良好的境遇，是否能进入教育界没有把握，这样就会使他们的信仰崩溃，觉得像是一种侮辱并且怀疑我们的能力。

对占领时期和轰炸的回忆并未激起宾客们的热情。恢复昔日感情的能力已经消失了。当某个人在吃完饭时说起“还有一样德国人不会有的东西”时，这只是引证而已。

战后星期天的重要对于我们也是如此，《巴黎之花》和《本地产的白葡萄酒》似乎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也就是童年时代，关于它我们什么都不想听，如果有一个叔叔试图旧事重提：“你还记得我教过你骑自行车吗？”我们就觉得他老了。在乱哄哄的声音中，有一些我们来到世上后听到过、但是不再能自然地听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我们感到自己眼前全是其他星期天的一些难以觉察的印象，沉浸于其中直到我们玩得气喘吁吁地回来吃餐后点心和听讲的时候，听一些今天谁都不想重提的老生常谈。

在这张黑白照片上，近景是趴在地上的三个少女和一个只看得见上身、其余隐没在一个斜坡里的小伙子。在他们后面是两个小伙子，一个斜站着，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另一个跪在地上，他伸出的一条手臂似乎使一个少女感到不快。背景是一条沉浸在雾气里的山谷。照片背面写着：大学城。圣埃尼昂山。一九六三年六月。布里吉特、阿兰、安妮、热拉尔德、安妮、费里。

她是中间那个少女，模仿乔治·桑梳着当中分开紧贴两鬓的头发，宽阔的肩膀袒露着，最有“女人味”。她紧握的双拳古怪地从躺着的上身下面露了出来。没有眼镜。照片摄于考试与公布成绩之间的日子里。这段时间都是不眠之夜，酒吧里的讨论和城里的房间，接着是在《爪哇女人》的背景下轻率到最大限度的裸体爱抚。她怀着置身于世界之外的犯罪感在午睡时出来，就像她醒来时环法自行车赛和雅克·恩奎蒂尔早就过去的那天一样。她寻欢作乐却感到厌倦。照片上她身边的两个少女属于资产阶级。她感到自己和她们不是一类人，而是更强大和更孤独。和她们交往过于频繁，陪她们参加家庭舞会，她觉得有损于自己的名誉。她也不考虑现在与她童年时代的工人世界、与父母的小商业界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她转到了另一边，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的生活在她后面构成了一些没有联系的画面。除了在知识和文学里之外，她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自己。

此刻这个少女的抽象知识还不可能被列举出来，她的阅读也是如此，她读完的现代文学的学士学位只是普通水平的一个标志。她从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中大量吸取知识，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楼拜的全部作品，同样强烈地需要新的事物，勒克莱齐奥和“新小说”，似乎只有最新的书籍才能带来关于此时此刻的世界的最正确的看法。

学业在她看来不止是一种逃避贫困的手段，还像是一种特定的斗争工具，用来反对这种引起她怜悯的女性困境、这种她经历过并感到羞耻的失身于一个男人的诱惑（参看五年前的中学照片)。没有任何要结婚和生孩子的欲望，做母亲与精神生活在她看来是互不相容的。她断言无论如何，她将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她的理想是安德烈·布勒东的一首诗篇里的姘居。在某些时候，她面对学过的一切感到沮丧。她的身体年轻而思想却陈旧了。在她的内心日记里，她写到觉得自己“被塞进了太多的到处都适用的观念、理论”，她在“寻求另一种语言”，渴望“恢复最初的纯洁”，她梦想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写作。词语对于她是“一块黑色台布周围的一种小小的刺绣图案”。另外有些话反对这种沮丧：“我是一种意愿和欲望”。她没有说是哪些意愿和欲望。

她把未来看成一架红色的大楼梯，苏丁刊登《大家读》报纸上的一幅画上的楼梯，她剪下来贴在大学城房间里的墙上。她有时会流连于童年时的照片，上学的第一天，废墟里的一个集市日，在滨海索特维尔度假，等等。她也想象自己在二十年后，正在回想她们现在关于共产主义、自杀和避孕等一切问题的争论。二十年后的女人是一种概念、一个幽灵。她永远达不到这个年龄。

看着照片上的她，这个结实的漂亮少女，我们不会怀疑她最大的恐惧是疯狂，她看到只有写作一一也许是一个男人—一能够至少暂时地预防它。她开始写一部小说，其中有对过去和现在的印象，夜间的梦幻与对未来的想象在一个酷似她本人的袒胸露肩的“我”的内心交替出现。

她肯定没有任何“个性”。

她的生活与历史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历史的痕迹却已经被三月份冰冷的感觉和阴沉的天气固定下来了一一矿工罢工—圣灵降临节周末的潮湿——约翰二十三世之死—一，一个同学的话：“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古巴危机——，在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舞会上度过的一夜与将军们的军事政变的巧合，萨朗，沙勒，等等。重大事件的时代与社会新闻的时代—一她瞧不起“死狗”——都不是她的时代，一切都在她的照片里。几个月之后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比去年夏天玛丽莲·梦露的死更使她无动于衷，因为她的月经有八个星期没有来了。

物品越来越快的到来把往事推到后面。人们不问它们的用处，只想拥有它们，并且为没有挣到足够的钱来立即付款购买它们而痛苦。他们习惯于写支票，发现“付款的便捷”，索凡可信贷银行的贷款。他们自如地使用着新式产品，为用上了一台吸尘器和一只电吹风而自豪。好奇心胜过了怀疑。我们发现了葡萄酒和洒上酒火制作的甜点，芥末蛋黄酱拌牛排，胡椒、香料和番茄沙司，撒面包粉的煎鱼和压成片状的野菜泥，快速冷冻的小豌豆，槟榔的嫩茎，剃须后搽的凉爽液，浴盆里的浴液和加尼古牌狗粮。食品店和消费合作社让位给了超市，顾客们在付款之前高兴地抚摸着商品。我们感到自由了，不用向任何人问任何事情了。每天晚上巴贝斯大百货店用免费的菜肴和饮料接待买主。中产阶层的年轻夫妇用埃勒姆牌咖啡壶，迪奥香波，频率可以调节的收音机，高保真的音响组合，威尼斯的大纱窗帘和墙上的黄麻装饰布，柚木地板的客厅，敦罗比奥床垫，写字台或斯克里邦桌等他们只是在一些小说里见过名称的家具来赢得声誉。他们经常出入古玩店，用熏制鲑鱼、虾肉鳄梨和涮肉火锅请客，读《花花公子》和《他》、《芭芭丽娜》、《新观察家》，《泰哈德·德·夏尔丹》，《行星》杂志，对着一些“豪华住宅区”一一光是名称就已经够奢侈的了一—带化妆间的“极为舒适的”住房小广告想入非非。他们第一次乘飞机时掩饰着紧张的心情，看到下面一块块的绿色和金色的土地就激动起来。他们为还尚未拥有一年前就要求安装的电话而恼火。其他人看不到有电话的好处，仍然到邮局去，服务员拨号后让他们到电话间里去。

人们乐此不疲，他们要利用这一切。

在一本很受欢迎的小册子《关于一九八五的思考》里，未来显得非常美好，繁重而肮脏的工作将由机器人去完成，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文化和知识。在遥远的南非进行的第一次心脏移植，似乎向着消灭死亡模糊地迈出了一步。

大量的物品掩盖着观念的稀少和信仰的衰退。年轻的老师们使用他们中学时代的拉加尔德和米夏尔德，给高数和进行期末考试，参加在每张选票上都断言“当局退却了！”的工会。里维特的《修女》被禁止了，色情书籍向“朦胧场所”邮购。萨特和波伏瓦拒绝到电视台去（不过人人对此都无所谓)。我们在一切已经枯竭的价值和语言中忍耐。后来，当我们想起努奴尔在《孩子们晚安》里好抱怨的动人声音的时候，会感到是戴高乐每天晚上来到我们的身边。

迁移活动从四面八方传遍了整个社会，农民从山上走向峡谷，从城市中央被放逐出去的大学生爬到丘陵上的校园里；在农泰尔与贫民窟里的移民一起处在同样的污泥浊水之中。从阿尔及利亚被遣返回国的人和熟练工人的家庭离开了他们带户外厕所的低矮房屋，在按带有一个数字的F划分的居民点里聚在一起了。然而人们渴望的不是要在一起，而仅仅是集中供暖、明亮的墙壁和一个浴室。

我们从来不相信会有可能的事情，是最严格禁止的避孕丸被一条法令准许使用了。我们一直不敢向医生要，他也不开给我们，尤其是我们尚未结婚的时候。这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措施。我们充分感到生活将随着避孕丸的使用变得混乱，肉体自由得吓人，像一个男人那样自由了。世界上的年轻人用暴力给出了他们的消息。他们在越南战争里找到了造反的理由，在毛的“百花齐放”里找到了梦想的自由。披头士四人爵士乐队表达了纯洁欢乐的觉醒，只要一听到它们我们就会觉得幸福。精神失常的言行随着安托万、尼诺·费雷和杜特隆克，获得了胜利。定居下来的成年人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听着法国广播电视台的蒂里波特，欧洲电台的莫里斯·比罗，圣格拉尼埃的常识时刻，比较电视上女播音员的美貌，思忖米蕾伊·马蒂厄或乔热特·勒迈尔当中谁将是新的皮亚芙。他们从阿尔及利亚出来，受够了那里的战争，不安地注视着以色列的坦克压死纳赛尔的士兵，对一个他们以为解决了的问题重新出现，以及受害者变成战胜者感到困惑。

因为所有的夏天归根结底都是相似的，只关注自己是越来越愚蠢了。由于过分的孤独和在相同的咖啡馆里的讨论，“实现自我”的命令转向空虚。自以为年轻的感觉在蜕变成一种持续得没完没了的沉闷，我们证实了夫妇的社会地位高于单身汉。我们比以往更坚定地成为情侣，荻野久作日历上一个出乎意料的时刻，使我们发现自己已婚并且很快就成了父母。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的相遇加速了个体的进程。我们像书呆子、临时侦探、家庭教师那样勤奋地结束了学业。像尝试一次冒险那样作为“青年海外合作队队员”出发去阿尔及利亚或者黑非洲，是成家立业之前赋予自己一个最后期限的一种方式。

有了稳定的职业，年轻的夫妇们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向贸易公司贷了一笔款子，用来配置一台带冷冻室的冰箱，一台气电两用炉灶等等。由于婚姻的恩赐，在面对他们所缺乏的一切的时候，他们吃惊地发现自己是那么贫困，从前他们没有怀疑过它们的价格和必要性，现在是不言而喻的了。我们骤然变成了成年人，父母终于可以在向我们传授他们关于节约、看孩子、清扫地板等实用的生活常识时不被我们顶撞了。被称为“夫人”时用另一个不是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件自豪而奇怪的事情。我们开始终日为生计、为每天两次的食品而操心。我们不断地出入不习惯的地方，娱乐场、普利苏尼克食品连锁店和新百货商店的食品柜台。想无忧无虑，像从前那样生活、夜里和同学们闲逛、看一场电影，这些微弱的愿望随着婴儿的到来而消失殆尽。在黑暗的客厅里看阿涅斯·瓦尔达的《幸福》时，我们不停地想着他，那么小，独自躺在摇篮里，我们一回来就急忙向他走去，看到他握着小拳头平静地呼吸和睡觉就感到宽慰。我们为此买了电视一它结束了融入社会的过程。星期天下午，我们看《天堂的骑士》、《我热爱的女巫》。空间越来越小，时间被工作的日程表分割得越来越有规律：托儿所，洗澡时间和《迷人的马术》，星期六的购物。我们发现了有秩序也是幸福的事情。在看到自己远离个人规划—一绘画，作曲，写作——时的忧伤，从为家庭规划做贡献的满足中得到了补偿。

以一种使我们目瞪口呆的速度，我们全都形成了密封的和足不出户的微小斗室，只在年轻的夫妇与年轻的父母之间来往，把单身汉们看成一种对按月偿还银行借款、布雷蒂娜牌儿童饭盒和斯波克博士一无所知的不成熟的人，他们的来去自由模糊地令人不快。

我们不想评价所经历的与政治演说和世界大事有关的事情。我们只是乐于投票反对戴高乐，支持生气勃勃的、名字模糊地淹没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岁月里的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个人的生活进程里，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根据日子的不同而感到幸福或者不幸福。

越是沉浸于人们所说的现实、工作、家庭，我们就越是体验到一种不现实的感觉。

阳光灿烂的下午，在公园的长椅上，少妇们在照看着沙桶游戏时交谈着尿布、孩子的喂养。青春时代我们没完没了地互相送来送去时饶舌地所说的知心话，现在显得很遥远了。从前的生活，至多是三年之前，还令人难以置信，留下了没有更多地利用它的遗憾。她们开始操心了，孩子的食物、衣服、疾病。她们以前想着永远不会像母亲，现在接班时却更加轻松，采用了一种由于阅读《第二性》和《穆力耐克斯解放了妇女》而得到鼓舞的、轻松自如的形式，而且与母亲不同，否定了她们感到尽管应该做却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的一切价值。

在年轻夫妇焦虑和激动地准备的午餐上，我们邀请了配偶的家庭以证实我们过得不错，比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更有情趣，让大家欣赏威尼斯的大纱窗帘，抚摸沙发的天鹅绒，倾听音箱的功率，拿出婚礼上的全套餐具—一不过没有杯子一之后，当人人都成功地安顿在餐桌周围，评论吃涮肉火锅的方式—我们在《她》杂志里找到了烹调的方法—小资产者的谈话就涉及到工作、假期和汽车，圣安东尼奥，安托万的长发，阿利斯·萨卜特叙的丑陋，杜特洛克的歌曲。我们免不了要议论一番，以便知道一对夫妇从经济上来说，妻子到外面去工作是否比待在家里更合算一些。我们嘲笑戴高乐、法国人，我理解你们！自由魁北克万岁！（它被密特朗纳入再次投票似乎打开了不礼貌言行的闸门，并且突然泄露了那个《被绑的鸭子》只称为“摇摇晃晃的夏尔”的人的老迈。)我们赞扬孟戴斯·弗朗斯的智慧和正直，估量着吉斯卡尔·德斯坦、德费尔、罗卡尔的未来。餐桌上平静地回响着混杂和嘲弄的谈话声，关于间谍，莫里亚克和他那压低的咯咯笑声，马尔罗的怪癖。（我们曾把他想象成革命者陈，只要在官方仪式上一看到他和他的大衣，我们就不再相信文学了。)

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的嘴里提起的战争，已经简化为充满虚荣、翻来覆去至少啰嗦了三十遍的个人轶事。我们赞同为了这一切要有一些纪念演说和花束。第四共和国的一些名字突然出现了，比多，皮内，除了我们“那时已经存在”的明显事实之外，没有在我们身上唤起任何明确的印象。在他们还在激起的恼怒中一“居易·莫耶这个败类”一我们吃惊地发现他们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关于阿尔及利亚，这个已被改变为在财政上有利于年轻教师的传教之地，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避孕使同桌的家人过于愤慨，我们就不说了。堕胎打胎，是一个说不出口的词汇。

我们换了吃餐后点心的盘子，涮肉火锅有点太烂了，以至于得到的不是期待的赞赏，而只是一种好奇的欢迎，伴随着令人失望的——我们毕竟为了准备调味汁吃了不少苦头一和有点高傲的评论。喝完咖啡之后，在清理过的餐桌上打起了桥牌。威士忌使岳父的声调又响又高。难以设想我们总是听着一万个英国人没有出王牌就倒在泰晤士河里。这个新家庭的面孔全都吃得容光焕发，不想午睡的孩子的哼哼声，使我们掠过了一种转瞬即逝的印象。我们为自己在这里，拥有曾经渴望过的一个男人、一个孩子和一套住房而感到惊讶。

在里面的黑白照片上，近景是一位少妇和一个小男孩，相挨着坐在一张改成带垫子的沙发的床上，在一扇带透明大纱窗帘的窗户面前，墙上有一件非洲的物品。她穿着一套毛织紧身上衣，羊毛外衣和齐膝盖的裙子。她的总是用深色缎带系住的头发并不对称，突出了丰满椭圆的面孔，由于笑得开心而抬高的颧颊。无论是发式或整套服装，都不符合以后我们对一九六六或一九六七年的印象，只有短裙适应玛丽官兴起的时尚。她抱住孩子的肩膀，孩子眼睛活泼，神色清醒，穿着翻领的背心和睡裤，张着有小牙齿的嘴巴，被抱住时正在说话。在照片背面写着一九六七年冬天，罗弗希街。这就是说，这里看不到那个娶了她的人，他，调皮而见异思迁的大学生，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成了

丈夫、父亲和一个山区城市里的行政管理人员。这显然是一张星期天的照片，是他们唯一能够待在一起的日子，在午餐的炖菜气味中，孩子喃喃自语地拼装着塑料片玩具，修理冲洗水箱，听着巴赫的《音乐的奉献》，这些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回忆，坚定了他们归根结底是幸福的感觉。这张照片也参与了这种回忆，把“小家庭”固定在一个期限里，孩子的祖父母收到过加印的一张照片，对于他们来说它就是这个小家庭的可靠担保。

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之间的冬季这个确定的时刻，在他们封闭的三人斗室中一一只有一个电话或门铃才会干扰——的快乐里，她大概根本没有想到要暂时退出一切目的主要在于维持这间斗室的事务：购物清单，清点衣服，今晚你做什么晚饭，由于不断地考虑马上要做的事情，使得她难以完成她外表上的职责、她的教师工作。家庭的时刻是她感受的时刻，不是她思考的时刻。

当她独自一人或者带孩子散步的时候，她想起了她当做真实想法的东西。真实的想法对她来说不是关于人们说话和穿衣的方式、人行道适于推童车的高度、让·热内的《屏风》被禁演和越南战争的思考，而是一些关于她自己的问题，是和有，存在。这是转瞬即逝的感觉的深化，不可能与其他人交流，她如果有时间写作的话—一她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将会成为她书中素材的一切。在她难得打开一似乎它构成对家庭斗室的一种威胁、因而她也不再有内心化的权利—一的内心日记里，她写道：“我对什么都没有概念了。我不再试图解释我的生活”和“我是一个成功的小资产者。”她感到偏离了她从前的目标，除了在物质享受方面的进展之外什么都不是了。“我担心安顿在这种平静而舒适的生活里，稀里糊涂地就活过去了。”就在她确认这一点的时候，她明白自己并不准备放弃从未出现在这本内心日记里的一切，这种同居生活，这种在同一个地方分享的私生活，她上完课以后急于找到的这套住房，两个人一起睡觉，早晨电动刮胡刀的嗡嗡声，晚上《三只小猪》的故事，这种重复，她以为憎恨却又依恋，为了中学师资合格证书的考试而小别三天都使她感到失落。当她设想会意外地失去这一切的时候就感到揪心。她不像从前那样梦想明年夏天的海滩，或者成为出版第一本书的作家。未来被用明确具体的词语表达出来：获得一个更好的职位，晋升和财产，孩子进幼儿园，这些不是梦想，而是预见。她独自一人时常常转向一些照片，看到自己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在她占据的寝室里一—在鲁昂的一个少女之家里，在只管伙食没有工资的芬奇利，在罗马度假时在塞维奥·图里奥街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她觉得那是她的自我继续在那里生活。过去和未来，总之是颠倒过来了，现在渴望的目标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回到一九六三年夏天罗马的这个房间里去。她在日记里写道：“由于一种极度的自恋，我愿意看到我在黑白照片上的过去，并且由此成为一个不是我现在的人，”以及“这是一种困扰着我的女人形象。也许由此确定自已的方向。”三年前在巴黎一个展览会上，她看到多萝茜·坦宁的一幅画，画面上有一个胸部赤裸的女人，身后是一连串半开的门。标题是《诞辰》。她觉得这幅画表现了她的生活，她在其中就像她从前在《飘》、在《简·爱》，后来在《恶心》里一样。对于她读的每一本书，《到灯塔去》、《光明年代》，她都要问自己是否能够像这样叙述自己的生活。

父母在诺曼底小城里的照片转瞬间出现在她的脑海里，为了带她去参加晚上的仪式而正在脱去罩衫的母亲，从花园里回来、肩上扛着铁铲的父亲，一个继续存在的、比一部影片更不真实的缓慢的世界，远离她身处的现代的、有教养的、向着很难说是什么地方前进的世界。

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之间，没有一个交叉点，是两个平行的系列，一个是抽象的，完全是感觉到之后立刻就被遗忘的信息，另一个则有确定的计划。

在这个时代的每个时刻，在人们认为理所当然地去做和说的事情旁边，在规定要同样通过书籍、地铁里的广告和滑稽的故事来思考的事情旁边，有着各种各样使社会保持沉默和不知该怎么办的事情，必定使那些感觉到这些事情却无法命名的男女独自不满的事情。沉默有朝一日突然被打破了，或者一些关于这些事情的词语突然出现并且最终被承认了，而它们下面又在重新形成其他的沉默。

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后来喜欢争先恐后地回忆起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前几个月，皮埃尔·维安松一蓬泰在《世界报》上所写的一句话：“法国厌倦了！”不难找到它的一些灰暗的、充满日期不明的忧愁的照片，一些安娜一玛丽·佩松描绘的星期天，而且我们能肯定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一个毫无生气的清一色的僵化世界。而电视呢，在以一种简略的演员大全来传播豆古不变的肖像集的同时，将会对事件构成一种不能变动的看法，迫使人们接受这种印象：那一年，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我们嘴上捂着手帕向保安队队员扔石块。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的重复之下，我们五月份亲身经历的画面被冲淡：它们既非众所周知—火车站广场的一个星期天空无一人，没有旅客，报亭里也没有报刊一一也不荣耀—一当人们担心缺钱（抓紧到银行挤兑）、缺汽油特别是缺食品的时候，出于遗传下来的对饥饿的记忆而把家乐福的手推车装得满满的。

那是一个普通的春天，四月里雨水不断，而复活节来得很晚。我们和让一克洛德·基利一起看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读《爱丽丝或真实的生活》，骄傲地把R8型简易汽车换成了一部菲亚特小轿车，开始让第一批差生研究《老实人》，收音机里讲述的大学里的骚乱只是听听而已。和往常一样，它们会被当局镇压下去的。然而巴黎大学关门了，中学师资合格证书的书面考试没有进行，与警察发生了一些冲突。一天晚上，我们在欧洲一台上听到了一些气喘吁吁的声音，在拉丁区建立了街垒，就像十年前在阿尔及尔一样，有一些燃烧瓶和伤员。现在我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再指望第二天就恢复正常生活了。我们思绪混乱、犹豫不决地聚在一起。大家面面相觑，逐渐都停止了工作，没有明确的理由和要求，因为当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出现的时候，除了等待之外是不可能做什么的。明天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是另一个时代。

我们从未真正打定主意要工作，确实不想要以前购买的东西，在比我们年轻不了多少、向保安队队员投掷石块的大学生身上，我们认出了自己。他们代替我们把审查和镇压的岁月、对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示威游行的猛烈打击、对北非阿拉伯人种族主义的暴力行动、被禁止的《修女》和官员们见不得人的秘密文件还给了当局。他们为我们青少年时代的一切争吵、梯形教室里恭敬的沉默，在大学城的房间里偷偷地接纳小伙子时的羞耻感进行了报复。正是我们自己，我们被压制的欲望、服从的沮丧，使我们欢迎巴黎的这些火红的夜晚。我们惋惜没有更早地看到这一切，不过觉得我们在刚踏人人生的时候就碰上这些事情还是很有运气的。

突然之间，一九三六年那些熟悉的记叙变成了现实。

我们看到和听到了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和听说过、也不相信有可能的事情。一些自古以来按规定要经过批准才能使用、只有一些限定的人方能进人的场所，大学，工厂，剧场，向无论什么人都开放了，除了他们预定要做的事情之外，他们还在里面争论、吃饭、睡觉、相爱，什么都干。不再有制度上的和神圣的空间。教授和学生，青年和老人，职员和工人互相说话，一切等级和距离奇迹般地消失在话语之中。人们摆脱了演讲中的各种婉转措辞，反复推敲的风雅语言，庄重的声调和迁回的说法，这种距离—一我们意识到，只要看看米歇尔·德鲁瓦就行了一权贵及其奴才就是用它来强加他们的统治的。一些动人的声音粗暴地讲述着事情，毫无歉意地相互打断。所有的面孔都表达着愤怒、蔑视、欢乐。自由放任的姿态、精力充沛的身体挤满了屏幕。如果这是革命的话，它就在那里，显而易见，在无论什么地方坐着的一张一弛的身体里。当重新出现的戴高乐一一他在哪里？我们希望他一去不返一用一张因厌恶而扭曲的嘴巴谈到“捣乱分子”的时候，我们不用知道什么意思，就感觉到了他被造反所激起的全部贵族式的轻蔑，一言以蔽之就是驱散渣滓、麋集交尾的动物和失控的冲动。

我们并未考虑到没有出现一个工人领袖。左翼政党和各个工会的领导人露出和蔼可亲的模样，继续决定着一切需要和意愿。他们匆忙地与政府一一它却几乎不再动弹一谈判，似乎没有比获得提高购买力和提早退休年龄更为有利的了。看到他们夸夸其谈地从格雷内尔出来，用一些三个星期来已经被人遗忘的话语，说着当局已经“同意”的“措施”，我们都觉得寒心。我们看到“基层”拒绝在格雷内尔所做的让步和孟戴斯·弗朗斯在夏勒蒂体育场时又重新产生了希望。随着议会的解体和宣布进行选举，我们又沉浸在怀疑之中。当我们看到阴沉的人群，与德布雷、马尔罗一—他的被损毁的外貌也不再能掩饰奴颜婢膝——和其他人怀着一种矫揉造作和令人感到凄凉的兄弟之情，臂挽臂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前进的时候，就知道一切都要完了。不再可能不知道存在着两个世界和必须选择。选举，这不是选择，这是重新把显贵送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无论如何，有一半年轻人不到二十一岁，他们不能投票。在中学里，在工厂里，法国总工会在要求恢复工作。我们认为他们的发言人用假冒农民的缓慢或生硬的辞令把我们蒙骗够了。他们赢得了“当局事实上的盟友”的声誉，其中的某个男人或女人，在劳动场所会变成几年里都一蹶不振的形象、一切攻击的目标。

考试在进行，火车在行驶，汽油重新流动，我们可以去度假了。七月初，从一个火车站乘公共汽车穿越巴黎到另一个火车站去的外省人，感觉到脚下的铺路石恢复了原位，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在他们过了几个星期回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一条不再使他们摇晃的、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不禁寻思无数吨的铺路石都放到哪里去了。看来在这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比十年里还要多，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来做任何事情。我们在一个时候没有赶上某种事情，然而不知道是什么一或者我们是听之任之了。

人人都开始相信有一个剧烈动荡的未来，这是几个月、最多一年的问题。秋天会很热闹，接着是春天（直到人们不再去想这件事情，以及后来发现一件旧的牛仔裤的时候我们就说“它造成了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一个新的五月”，对一些人来说是希望，他们为它的回归和达到另一个社会而努力；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困扰，他们用力支撑着反对它的回归，把加布里也尔·吕西埃投入监狱，怀疑每个留长发的青年都是“左派分子”，欢呼暴力破坏惩治法并且谴责一切。在所有的劳动场所，人们被同样的排斥分成两类，五月的罢工者和非罢工者。五月变成了把个人归类的方式，当我们遇到某个人的时候就会寻思他在骚乱期间是哪一边的。在这一边或者另一边，都是同样的暴力，没有什么是可以宽恕的。

我们这些为了改变社会而曾经呆在统一社会党里的人，发现了托洛茨基分子、一大堆突然公诸于世的观点和概念。它们出自无处不在的运动、书刊、哲学家、批评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福柯，巴尔特，拉康，乔姆斯基，波德里亚尔，威廉·里奇，伊凡·伊里施，《原样》，结构主义分析，叙述学，生态学。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无论是《继承人》或者瑞典人关于性的态度的小书，一切都朝着一种新的智慧和改变世界的方向前进。我们沉浸在闻所未闻的语言里，不知如何是好，为自己以前没有听到过谈论这一切而感到惊讶。我们在一个月里弥补了几年的时光。我们放心的是重新找到了戴头巾的波伏瓦和萨特，虽然衰老却从来没有这么好斗，即使他们没有任何新东西教给我们也令人激动。不幸的是，安德烈·布勒东在两年前就过早去世了。

在迄今为止我们认为正常的事情当中，没有什么是当然如此的了。家庭，教育，监狱，工作，假期，疯狂，广告，一切现实都要受到检验，包括评论者——被限令要追根究底—一所说的话，你为什么这么说？社会不再天真地运转了。买一辆汽车，给一份作业打分，分娩，一切都有了意义。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海洋，阿图瓦布律埃的凶杀案，我们支持一切斗争，阿连德的智利和古巴、越南、捷克斯洛伐克。我们评价各种制度，寻找一些典范。我们对世界进行普遍的政治阅读，主要的词汇就是“解放”。

每个人，只要他代表着一个集团、一种身份、一种不公正的行为，无论是否知识分子，都可以说话和被倾听。有过某种作为女人、同性恋者、阶级的叛徒、在押犯、农民、矿工的经历，就给予了说“我”的权利。存在着一种用集体的词语来进行思考的狂热。从妓女、从罢工的劳动者之中自发地产生了一些代言人。夏尔·皮亚杰是里普手表公司的工人，却比哲学课上听腻了名字的同名心理学家还要有名。（我们不知道有朝一日他们两人无论是谁，都只会使我们想起理发店里杂志上的一个阔绰的珠宝商。)

小伙子和姑娘们现在到处都在一起了，毕业典礼，不用再考试和穿罩衫，从***到E的字母代替了分数。同学们在院子里拥抱和抽烟，大声评论着作文的题目是愚蠢的还是天才的。

我们实验着结构主义的语法，各种语义场和同位性，弗雷内教学法。我们抛弃了高乃依和布瓦洛，转向鲍里斯·维昂，尤内斯库，博比·拉布安特和科莱特·马妮的歌曲，《飞行员》和连环画。我们假装写一部小说，一篇日记，从同学们的敌意中吸取素材，一九六八年他们躲在教授和父母的客厅里，父母大叫大嚷地坚持要增加额外的负担，要他们读《讨人喜欢的人》和《时代的孩子们》。

在两个小时关于毒品、污染或种族主义的讨论之后，我们处在一种醉醺醺的状态之中，在内心深处怀疑没有教给学生任何东西，我们是否正在自行车旁边踩踏板，但无论如何学校是有点儿用处的。我们没完没了地从一个疑问转到另一个疑问。

思考，说话，写作，工作，不一样的存在：我们觉得什么都尝试一下不会有任何损失。

一九六八是世界的第一个年头。

十一月的一个早晨获悉戴高乐将军去世，有一阵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在我们看来是不朽的一—然后我们发觉在一年半里已经把他遗忘到何等程度了。他的去世结束了五月之前的时代，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遥远的年头。

然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学校的铃声，阿尔贝·西蒙和太阳夫人在欧洲一台上的声音，星期六的牛排加炸薯条，晚上的《小丑吉里》和阿尼克·博尚的《给妇女们的一分钟》，始终觉察不到有什么变化。为了弄清楚起见，也许应该停止片刻，例如在大学生皮埃尔·奥弗内在雷诺汽车公司里被一个保安员杀死以后，同学们全都在中学的院子里顶着太阳席地而坐，我们相信只有在他们形成的这种画面之前的片刻，才尝到了特殊的滋味，一个三月份的下午的滋味，当身后的时间变成历史的时候，它就将成为第一次静坐抗议的画面。

昨天的各种羞耻感不再流行。犯罪感受到嘲笑，我们全都是犹太傻瓜，性无能被揭露，干不动是奇耻大辱。《父母》杂志教导性欲冷淡的妇女们对着一面镜子刺激自己岔开的双腿。在一张在中学里分发的传单上，卡庞蒂埃医生劝说学生以手淫来排遣课余的烦闷。成人和孩子之间的爱抚被宣告无罪。从前被禁止的一切，卑鄙得难以形容的罪行都受到鼓励。我们习惯了在屏幕上看到性器官，不过在马尔隆·布朗多鸡奸玛利亚·施内德的时候，我们因担心露出兴奋的样子而屏住了呼吸。为了得到改进，我们买来瑞典的小红书，配有一些显示各种可能的姿势的照片，我们去看《肉体爱情技巧》，考虑三个人一起做爱。可是白费力气，我们做不出昨天被视为有伤风化的事情：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赤身裸体。

快感的说法无处不在。应该在读书、写作、洗澡、大便的同时感受到性的快乐。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